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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利息论 时差利息论（又称利息时差论、时间偏好论）是由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提出的关于利息来自于价值时差的一种理论。时差利息论将物品分为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将物品利息分为借贷利息，企业利息和租金。 中文名 时差利息论 别 名 利息时差论、时间偏好论 外文名 time lag theory of interest，Time Preference Theory 提出者 庞巴维克 目 录 1概述 2产生背景 3主要观点 物品种类 利息形态 4理论依据 5主要贡献 1 概述 编辑 时差利息论：关于利息来自于价值时差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庞巴维克认为:在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别，这种价值上的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一切利息都来源于同种和同量物品价值上的差别，而同种和同量物品的价值上的差别又是由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别造成。 即一切利息形态的产生和利率的高低，都取决于人们的对于等量的统一产品，在现在和将来的两个不同时间内主观评价的不同。把利息、利润、地租都变为心理和自然的产物，把生产过程说成为一种自然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2 产生背景 编辑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着众多独特的思想和方法,对时间因素的关注便是其一。自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把时间维度引入到资本分析领域之后,作为该派第二代领导者的庞巴维克(E.V.Bohm-Bawerk,1851—1914)在继承其思想特点的基础上,把时间因素引入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之中,提出了“时差利息论”,庞巴维克的经济学时间观就主要体现在这一理论当中。 3 主要观点 编辑 物品种类 庞巴维克将物品分为两类：现在物品，就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未来物品，就是现在不能够满足消费之用而是满足将来需要的物品。人们对未来物品的边际效应低于对现在物品的评价，两者之间便形成时差利息。 利息形态 庞巴维克的利息概念是广泛的，庞巴维克把剩余价值的各种形态都称之为利息，根据时差利息论庞巴维克把利息分为三种形态：1借贷利息，利息的一般形态。2企业利润，利息的特殊形态。3耐久物品的利息，也即租金。 借贷利息 庞巴维克认为借贷利息是原始的利息形式，债权人出售的资本是现在物品，债务人归还的是现在物品。由于现在物品高于未来物品。为了使双方的交换式等价的，债务人在归还本金时，要加上一笔“...

“公民企业家”王瑛：企业要彻底和权力切割 发表时间：2013-09-22 09:35:35 王瑛在商言商企业家柳传志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私有财产企业家谈政治 联想控股前董事长柳传志的一句“在商言商”引发了另一位企业家的强烈不满。柳传志是企业家社交网站“正和岛”的“岛民”，他今年6月在小范围座谈时作出了上述表态。另一位“岛民”、北京某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王瑛看到这篇帖子，立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退岛”。“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王瑛在一则退岛声明中如是说。 王瑛愤而退岛的原因之一，正是那句“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表态。在她看来，柳传志可以不说话，但不应该“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 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言论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家们莫衷一是。日前，王瑛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她说，在这场争论中，自己获得的支持相当普遍，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但这个企业家的实际选择不是一回事。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家依仍然选择沉默。王瑛呼吁，企业家应当彻底同权力切割，这既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是对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护。 王瑛还认为，企业家应当建设一种“博弈机制”，即围绕私有产权保护形成的运作机制。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准则的产权制度，必须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得到确认。王瑛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财产”的人。“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视角，不是看有多少富人、富翁，而是看有多少有财产的人！私有财产的概念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很大很大的事儿。”王瑛说。 （从左至右）“公民企业家”王石、王瑛、任志强、王功权 以下是南都访谈原文： 最近，企业家的社会态度与联合自救的表达，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的源头，很大程度来自于正和岛岛民、企业家王瑛因反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而公开发表的“退岛声明”。近年来，重庆“黑打”中企业家的遭遇，吴英案、曾成杰案等，给企业家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引发了两极反应，一种是企图远离政治的“在商言商”，一种则认为避无可避，只能直面。近日，王瑛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现状等话题，接受了南都评论记者的专访。 企业要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之前的“退岛声明”以及随后在媒体上的多次发言，与王石最近的“不能为避免引火烧...

人民日报：近1/3上市公司打拼半年不如卖2套学区房 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6-10/9530030.html （原标题：人民日报刊文：莫让资金“脱实入房”） 　　最近，上市公司普天通信拟卖掉北京两套学区房以求保壳，引起关注。多数人印象中“不差钱”的上市公司从楼市中套利，是否有违逻辑？细看A股半年报，居然有9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业绩都难追普天通信那两处学区房的评估价，这意味着近1/3的A股上市公司辛辛苦苦打拼半年，还不如卖两套学区房来钱容易。楼市之热与实体经济之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一屋檐下却“冰火两重天”，折射出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一方面，实体经济喊“钱荒”，为了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不得不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空间有限且获利微薄，一些资金“脱实入房”，主动流向保值增值功能较强的不动产领域，导致实体经济资金更紧、更贵。 　　“脱实入房”会怎样？社会的资金池就那么大，如果“水”大量涌向房地产行业，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没有足够的资金，实体经济难以创新发展，可能走向衰弱，进而导致就业减少与收入降低，而炒楼并不创造就业，彼此的影响无法抵消。更何况，住房的本质功能还是居住，房价虽说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但最终是靠不断聚集的人口作支撑。丧失了实体经济的吸聚效应，城市人口最终会外溢，楼市暴涨可能是一场虚假繁荣。像早年的鄂尔多斯，现在的东北多数城市，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样的重创。 　　近期，多个城市出台限购限贷等措施，给楼市降温，这些举措有利于稳定热点城市房价、稳定市场预期。缓解“资产热”而“实业冷”的矛盾，除了这类楼市调控措施外，最终还得依靠优化营商环境，让资金主动回流到实体经济。 　　让资金回流实体经济，就得少设槛、多减负，让企业家在创业创新中挣到钱。任何投资都有成本，但与炒房相比，实体经济的负担较重，面临的维权环境也较为复杂。对比炒房，实体经济还需要缴纳一系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贷款的中间环节费用也居高不下。更糟糕的是，炒房只需房本到手就后顾无忧，可实体经济在自主研发的路上却要忍受“李鬼”的不断侵权，以及采购商的无情挤压。这些创业创新路上的沟沟坎坎，没有政府的出手清障，没有崇尚创新的社会文化涵养，企业就难赚钱，更别提赚大钱。 　　让资金回流实体经济，更要让企业...

五部委联合要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电视亮相可休矣！ http://pingshanshi.blogchina.com/631262261.html 2016-10-10 14:29:26栏目：默认栏目 2581 7 127 0 今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迅速获得各门户在网站首页或资讯首页推荐，且标题均突出“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认真读完五部委的意见，可以看出，里面很多内容，都是法律早有规定，并且被不断重申过的。如今五个部门再次重申，无疑说明有些事，还在重复发生，不断侵蚀着民众对于依法治国的信心，不断损伤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下重手，难以根治。 　　一句一句读毕，我想起了四个字，“电视认罪”。 　　在法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式屡屡引发巨大争议。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电视认罪”，会出来很多结果。 　　3月2日，凤凰网发表评论员文章《电视认罪该成为历史了》，写到，“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就此提案，他强调，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减少甚至取消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做法”。 　　同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沸腾发文《“电视认罪”让人相信法院，还是相信电视？》，其文开宗明义，“‘电视认罪’是法治和媒体的两败俱伤”。接着提到到，“‘电视认罪’成了中国‘创新’的法制新闻报道方式。以往法制新闻一般关注‘案前’或‘案后’，主要报道的是新发案件、破案结果或是审理结果，但‘电视认罪’让新闻的触角伸入‘案中’，不止成为案件的旁观者，而是具有搅动案件办理，甚至为案件定性的功能。‘创新’结果是，近年来，一些涉及公众人物、社会关注度高的敏感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便‘率先’公开在电视上‘坦白’乃至悔罪”。 　　大众日报3月14日报道，《政协委员建言防止冤假错案 “电视认罪”不利于司法公正》，有写，“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认为，如果特意安排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司法公正。为此，他专门向政协大会提交了《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要慎重》的提案。提案提到，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不等于真的认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犯罪嫌疑人亦有其人格尊严，上电视认罪并不光彩，所以没有人愿意主动...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the theory of cirtical minimum effect)是美国经济学家利本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于1957年提出来的。 “临界最小努力”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中文名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外文名 the theory of cirtical minimum effect 出发点 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 理论要点 打破“恶性循环”跳出“陷阱” 目录 1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出发点 2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理论要点 3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评价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出发点编辑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发展中国家的存在。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理论要点编辑 理论要点：发展中国家要打破“恶性循环”跳出“陷阱”必须先使投资率足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即：以“临界最小努力”使国民经济摆脱极度贫困的困境。 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力量，即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两组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努力。提高收入的力量决定于上一期的收入水平和投资，压低收入的力量决定于上一期的投资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 当压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的增长会被人口的过快增长所抵消并退回到原来的“陷阱”中；只有当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从而打破低收入稳定均衡。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评价编辑 评价： A、启发性：使人们注意到投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人口压力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 B、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突破恶性循环，谋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小量资本投入也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人均收入提高时，资本存量的质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工作技能都可能得到改进。

贫困恶性循环论 美国的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提出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论”。 拉格纳·纳克斯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这种同义反复的理论就是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 中文名 贫困恶性循环论 提出者拉格纳·纳克斯 提出时间 1953年 出 自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 目录 1 简介 2 理论 3 不足之处 简介编辑 “……当然暗含着一系列循环作用的力量，它们趋向于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作用并反复作用致使一个贫困的国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这种循环力量的特定事例并不难于想象。比如，一个贫困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由于营养不足，他的健康状态可能会比较虚弱；由于体力较差，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较低，这意味着他是贫穷的，而反过来这又意味着他将没有足够的食物；以此类推。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这样一种情形可以用如下一个古老的命题来加以概括：”一个国家是贫困的，因为他是贫困的。” 理论编辑 195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 在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小；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稀缺，从而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 在需求方面，资本形成也有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和低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低资本形成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这样，也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供给，“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

威权政治的经济效率 尚德塞 2016-10-07 威权主义威权政治威权体制威权统治，这些冠以“威权”的治国之道，成就几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显示某种后发优势，究其所以然源自它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这种效率中威权政治高度集权相对市场经济竞争效率的矛盾结合，被多重剖析试图求解悖论真相。本文据这些多重剖析重释威权政治经济效率，并以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威权政治治国之道的终极所向。 威权政治具有后发优势的可能性，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剖析，因为威权政治的统治效率可以与其经济体的发展效率实现阶段性高能贴合，从而表现出正高效率性。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较好诠释了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摆脱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状态，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第3阶段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开始，是所有阶段中最关键的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称其为“起飞阶段”，因此罗斯托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这个阶段相关国家地区内投资明显增加、劳动力一二产业大量转移，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转向初级制造业，出现快速成长产业群的区域性增长极，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强劲势头，在较短时间内（20-30年），基本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剧变，突破了不发达经济停滞状态，既实现了经济起飞。对于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罗斯托揭示了经济起飞所需的基本条件既其临界水平。 按经济起飞理论分析，一个国家地区实现经济起飞是经济发展的质变过程，就是从传统经济缓慢发展状态向新兴经济快速发展状态的质变过程，传统经济状态与新兴经济状态间会中介一种质变性临界水平，这种临界水平就是经济发展状态质变所需的基本条件。经济学资本形成理论中的两点，构成罗斯托的经济起飞临界水平：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莱宾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形成两个恶性循环既供给恶性循环和需求恶性循环：供给端因为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而资本匮乏，进而导致低生产率必然再造成收入低下；需求端因为低收入的购买力低和市场不旺，从而投资引诱不强投入生产资本短少，因而生产率低必然再造成低产出低收入。这两方面的恶性循环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供给上的不足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