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不断地说下去

----发出的声音永远都是有用的!只要你不断地说下去，事情就会有变化的可能；---发出声音永远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能会被听到，并引发改变。请记住，呐喊是必需的，就算这一辈子无人听见，回声也将激荡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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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永远是愚蠢的

群众永远是愚蠢的 https://mp.weixin.qq.com/s/Kxm_jLuoG8e8JQvO7rj4Mw 原创： 萧恒生  独立清风之唯一  5月2日 What Are Words Chris Medina - What Are Words “群众永远是愚蠢的”这句话当然不是我说的，因为我本身也是群众，说这话的人是希特勒。有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魔王的眼光是犀利的，他早已经洞察出了群众的真面目，因此，他才知道如何去利用群众的愚蠢，以达到实现他疯狂的野心的目的。 所以，现在有时当我听到有官员说：“相信群众”时，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觉得有点发慌。因为这个时候的群众可能就已经是愚蠢地进入了某个圈套。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他们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又成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在权贵们的眼里，群众就只不过是一种根据时势需要来使用的道具。 刘心慈在她的小说《三体》里，也表示了对群氓政治的鄙视。看看现在的一些小粉红们吧，他们连最基本的现代文明常识都不懂，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在网络上对一些国际事务瞎起哄，这就是群氓政治的可怕所在。 一直以来，对人民群众的称谓都不太好听，从群氓，屁民，苦逼，到如今风行天下的称谓：屌丝。这些称谓无一不折射出人民群众身份的尴尬。不过，群众从来就只属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统治者役使的工具，爱默生早就说过：“人民群众是粗俗的，不健全的，未经改造的人。”所以，在伟大导师列宁的眼里，人民群众就只是“一群有利用价值的白痴。” 现在对白痴有个更直接的称谓，叫做“脑残”。 当然，脑残们也并非天生就脑残的，而是在某种宣传机制下特有的产物，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森说:“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专制国家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他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真相。” 这就是脑残的成因，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被过滤了的，以至于他们被刻意驯化成了某种模样。人如果一旦被宣传机器洗成脑残，也就无可救药了。脑残们就成了被统治者利用的炮灰和工具。 历史上对人民群众洗脑最成功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和共产帝国苏联。戈培尔和列宁都堪称是洗脑界的鼻祖和大师。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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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胖子：我这种文人能否有个平静的生活？ 这个时代，作为文人的天佑，活得太不容易了。昨天，因为对社会上连续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有些感触，我就写了篇文章表达一下自己的担忧。承蒙各位朋友的厚爱，转发不错。然而，到了晚上十点多。那篇文章所附带的私人微信号突然被封掉了，同时，另一个还未启用的私人微信号也被限制登录，而且，用我自己另外的微信号解封根本不符合条件。也就是说，那个号也残废了。然而，这还没算完。不久之后，警察同志上门又跟我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谈话，让我把那篇文章删除了。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被训诫，而且还是要过年的时候，这让我心里很是压抑。我那篇文章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对经济下行可能导致的社会混乱的担心而已。因为，一旦是到了有人绝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我提醒大家能轻资产的轻资产、能不负债的就不负债、能存点钱的就存点钱、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这有问题吗？我不认为有问题。然而，这也不能表达，这让我很意外。这说明，有人私下里对我说，不可以谈经济的负面现在已经是绝对的红线了，谁谈谁倒霉的话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说实话，我平时写文章都很隐忍，我从来都想从客观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这也是我多年写小说养成的一个习惯，小说作者和诗人不一样，他们看问题总是多角度的，力求能从各个层面讲故事，很少情绪化。因为这种长期的训练，我绝对不用某些人比较煽情的方式写文章。而且，我还致力于用大白话写文章，争取把那些大家看得到却说不明白的道理剖析到位。因为这种写作风格，被很多朋友喜欢，觉得看我文章很容易懂。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种风格，我的文章传播范围都不小，这就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不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待遇。 我跟某些一喝茶就怕的要死的人都不一样，我不想喝茶，但喝了茶也绝对不会像惊弓之鸟许久不能平复。在这个时代，我知道坚持发声是有危险的，所以，精神上我是有一定的准备的；但是，我又不想总被打扰，毕竟我写文章力求客观，尽量不触碰某些红线。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一篇表达自己对未来担忧的文章也导致了自己被训诫，这说明表达越来越艰难了。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写什么，我也不知道红线现在在哪儿？其实，如果他们明明白白地说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我绝对不会写，可是，他们就是不告诉我们这些标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真心地希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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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指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经历三年困难局面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渡过难关，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该年年初召开中央扩大的“七千人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 恩 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明确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低调”发言，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内容 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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