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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一月 5, 2015  editor   思想视野 自从2013年5月起，国内反宪政的杂音即不绝于耳。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姓资论”为开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骂中狼狈收场，我原以为反宪政已经日暮途穷，却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鲜耻。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策划站台下，反宪政行为依然断断续续、苟延残喘。直到本月中旬，《环球时报》还抛出“‘宪政’背后包含着政治盘算”、“宪政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云的反宪政评论。这些胡言乱语收获的骂声似乎有所减弱，但那只是因为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社会对这套陈词滥调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任由他们自娱自乐而已。 反宪政立场之所以不可理喻，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违背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论你是谁。反宪政者可能以为自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发表反宪政言论能让自己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但是没有宪政，他们自己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君不见，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度贵极人臣、呼风唤雨，到头来仍不免沦为权力斗争的祭品，而他们所享受的人身权利保障甚至还不及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这就和曾为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当年大搞领袖崇拜，等到自己自食苦果、沦为最高领袖的阶下囚之后再拿起宪法，早已无济于事一样。当前各级官员平日尸位素餐，一旦遭到纪检调查即享受“双规”待遇，人权不受任何保障，各种跳楼、上吊或“被自杀”现象屡见不鲜。没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身自由，即便官场既得利益者也只能生活在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尊严感的状态。 如果你不是严格意义的既得利益者，宪政对你就更重要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企业家，那么你一定知道在中国办实业的艰辛。由于宪法平等未得到落实，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要比国企难得多。如果你搞民间集资，又很容易被扣上“集资诈骗”的罪名；几年前，浙江女商人吴英就差点因此被判死罪。除此之外，《刑法》还有“非法经营”等若干“口袋罪”，随时可能套在你头上。一旦地方财政紧缺，需要没收若干企业资产做做补贴，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杀鸡取卵的对象。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就是如此。如果连人身权都得不到保障，财产权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人身自由受到威胁，你甚至巴不得“花钱消灾”。面对网络流言，小品演员赵本山吓得赶忙表态：“要是国家需要我的财产，都...

喜欢独处不是错 离群索居也有好处 http://www.bbc.com/ukchina/simp/vert-fut-43491878 克里斯缇娜·罗 （ Christine Ro ） 2018 年 3 月 22 日 分享平台 Facebook 分享平台 Twitter 分享平台 Messenger 分享平台 电邮 分享 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的人。有时，当这些无聊的活动被取消后，我甚至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般聚会没多久，我就会感到焦躁不安。我甚至还参加过一次为期 10 天的静默冥想活动——吸引我的不是冥想，而是那里安静的氛围。 因此我跟安聂利·鲁弗斯（ Anneli Rufus ）感同身受，鲁弗斯在他的著作《一人派对：喜爱独处者的宣言》（ Party of One: The Loners' Manifesto ）中写道： " 当看到电视里的父母把小孩赶到房间里作为对他们的惩罚时，我感到迷惑不解。呆在一个大门紧锁的房间里难道不是很舒服自在吗？对我来说，真正的惩罚反而是让我和表弟路易斯玩游戏。 " 对孤独的五大误解 讨厌人群？这些工作适合你 隔绝社交生活有什么好处？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社交缺乏的危害。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尽管 ' 孤独症泛滥 ' 等等耸人听闻的词汇恐怕有点言过其实）。英国皇家全科医学院（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称，孤独症和糖尿病会以同样程度缩短患者的寿命。紧密的社会关系对于保持我们的认知功能、运动功能和免疫系统健康非常重要。 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与社会严重隔离所造成的问题更加明显。非法拘禁受害者、存在虐待行为的孤儿院里的儿童、以及在监狱被单独关押的犯人都表明，长期离群索居会导致幻觉和其他类型的精神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是针对严重而被动地远离人群所言。对于那些处于自我选择喜欢享受独处时光的人来说，同样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带来了好消息：喜欢离群索居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精神健康也同样有益处。 生性害羞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极权主义，愚民和疯狗 2018-03-06   孙盛起 you74222   法治夜空的星星2 愚民是法西斯德国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you74222 愚民社会是建立在对绝对权威（对党对领袖）绝对服从（至少不能有异议）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极权主义或新极权主义，都以愚民为特征。极权主义的结果，就是使普通老百姓在现实感麻木的同时，丧失对于周围世界健全、合理和正当的批判，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服从体制的指派，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倾向，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无质疑的实践者，从而犯下突破道德底线的“平庸之恶”。（格隆：《平庸之恶》） 极权主义造成了愚民思维和愚民行为。有人总结愚民思维有四个特点，第一，理性能力贫弱，基本靠感性和直觉生活。他们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是实用和私利，头脑中基本没有信仰与价值观的指导。第二，判断事物的常识和知识储备残缺。他们貌似有知，实际无知，只看表象，不追究根源，更无法对事实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执拗、偏激、自负，信奉“一杆秤”主义。第三，思维的懒汉。他们不认为自己无知和被洗脑，反以为有见解，但一元论的思维定势使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唯上是从，全盘接受灌输，甘做传声筒，或刻意回避，轻松踩西瓜皮，给主子让路。第四，观念上处于前现代，不知(或误解)何为多元价值、何为民主、自由、法制等现代社会的概念。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守旧排外，自我愚化。 愚民思维是个体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的表现。阿伦特认为，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要是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如此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危害可能比这个人自身所具有的罪恶动机加一起还要严重。”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基于这个分析，她在艾希曼的审判报道中首次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个原创性的观点。普通人唯有增强分辨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才可能在极权统治下抵御“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但事实上，普通人在极权社会里极易感染“平庸的恶”——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超级病毒。 愚民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极权主义者为了维护统治，还用物质利益作诱饵，将人民引向堕落的泥坑。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写道：“193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