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73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是由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的支援下、于中国大陆所建立的另一个政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相对立。主张捍卫工农权益，各省市各民族有独立自决权，其最初的首都在江西瑞金。 据称，该政权除了苏联之外，未获得其他国家承认。其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有新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华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首都由江西瑞金迁至陕西延安。 1937年9月6日，因国共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制实已终结。同年9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宣布取消，此制遂自行中止。 目录 1 历史 2 政治制度 2.1 宪法 2.2 领导架构 2.3 选举 3 经济制度 3.1 银行和货币 3.2 税务局 3.3 中央审计委员会 3.4 土地 4 对外关系 4.1 苏联 4.2 日本 5 评价 5.1 中华民国政府态度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态度 6 参考文献 7 外部链接 历史[编辑] 原定1930年11月7日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2]，后因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开始，推迟到1931年11月7日至11月20日，在江西瑞金郊外的叶坪村谢氏祠堂举行。该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并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3]。 11月7日清晨7时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开国庆典，并首先进行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完毕后，各代表团队返回驻地。直至下午2时许，“一苏大”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7个苏区（中央13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代表，另外还有部分来自朝鲜和越南的海外代表，总共610人（其中工人代表共190人）。鄂豫皖苏区代表因战时交通不便，因而未参加这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与会代表正式宣布建立以“推动革命斗争、代表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下设“九部一局”，包括九个人民委员部（含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监察等）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时创建文

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3月17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七篇。 相关文章 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邓小平为什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邓小平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伟谈80年代与当前改革的异同 上一篇：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就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 1986年底，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

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1月21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相关文章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伟谈80年代与当前改革的异同 《邓小平时代》大陆版少了什么？ 邓小平从未退缩，不论在毛时代还是他自己的时代 中国需要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篇。 上一篇：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这需要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毛派”力量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赵紫阳、万里于1980年上半年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09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相关文章 邓小平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篇。 上一篇：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被称为“8·18讲话”的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央真的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了。 此后的几个月，各家主要报刊都发表了许多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如鲍彤、严家其、张显扬、高放等人几年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上。 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党内以思想解放著称的老资格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设两院（区域院和社会院），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司法独立以及新闻独立；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取消政治局。（参见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第3期） 这个方案，当时在党内提出已经是很大胆很前卫了。在许多方面，它主张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几年后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后，除了在海外引发一些反响，中央高层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中国国内甚至知者更少。 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1月13日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字号 小中大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相关文章 吴伟谈80年代与当前改革的异同 “跪着造反”的历史况味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一篇。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由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与后来中共屡次宣称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在毛派分子“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中共建政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

• 作者：鲁山老泉 2014-06-22 16:20 我早就说过，如果允许中国人持枪，给你个县长你都不敢当。现在我的说法改变了，我说就是不允许中国人持枪，县长也快没人敢当了。看看下面这位交通局副局长的感慨吧—— “我为自己的这个官员身份感到羞耻。我儿子在外面从来不说他爸是在交通局当副局长。去年在长沙，一个20岁的女孩子被冲进下水道失踪了，大家一片同情，可一听她母亲是司法局的局长，父亲是房产局的干部，都说死得好....简直太可怕了。” 可怕吗？为什么呢？刚成年的女娃被生生冲进下水道，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善良的人们无不心痛得流泪，觉得可惜。可是当大家知道其爸妈是干部时，竟破涕为笑，失去了悲天悯人的人之常情。这“父母官”得造多大的孽，能让人转了这么大的弯？ 再说这位交通局副局长，“位尊而多金”，儿子非但不自豪，反而害怕外界知道自己父亲“飞黄腾达”。这又是为什么？因为身为干部子弟如今已经处于危险境地！ 人们站在“儿子”的角度想一想：如今的官员有不得罪人的吗？比如强拆强征？比如替亲戚赢了官司？比如为私利黑吃黑，和人火拼？受害人或许处于弱势。但是对于他们的孩子，那就是强势了。“人急造反狗急跳墙”，这是孩子不安全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第二，如今教育失败得一塌糊涂，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为了过上官员纸醉金迷的生活，想钱都想疯了。你说他们最先瞄准谁？肯定要瞄准有钱人，和他们的孩子。所以如今哪个傻儿还敢说自己是达官贵人的孩子哟！第三，由于官员的口碑一日不如一日，老百姓提起他们就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老百姓如果遇到官员的孩子，必定想办法刁难和欺负，以解心头之恨。所以在将来，官员的孩子会一改过去的飞扬跋扈，变成夹着尾巴做人。因为谁跋扈谁死得快。 同理，官员如果没有前呼后拥，他们将来也不敢独自出门儿。就是现在，恐怕就有人晚上不敢离家半步。 我老泉的家乡河南省息县，前化肥厂厂长杨某，可能兼任着三大班子里的一个副职，他两口子就被人从县委大院劫持，然后用高压锅压成了“肉汤”。原因就是都说杨厂长有钱，几个亡命徒想勒索几个花花。 然而，这种情况也只是出现在当代，发生在现在。 我们这辈人没有经历过过去，但从古书中和旧戏文里知道，过去的人们对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无不崇拜和羡慕，人人都想享受他们那样的生活。可是，大家虽然有“攀”的心思，却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弟好好读书，将来考上一官半职，从“正路”走向

在古老的两河流域，有一块叫做“伊拉克”的沙漠化土地上，长了三棵草：一棵叫“伊斯兰教逊尼派”，一棵叫“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棵叫“库尔德人”。在这三棵草的上面，压着一块巨石——萨达姆.侯赛因。既然身上压着巨石，这三棵草当然不会茂盛，因为缺少水分，也缺少阳光。后来，一群皮孩子在一个叫美国的大个子带领下捉蟋蟀，打这儿路过的时候顺便把巨石搬掉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悻悻而归。然而三颗草上面的巨石不见了，得到了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蹭蹭蹭地长了起来。可是，他们这一长不打紧，枝枝蔓蔓你碰我我挤你，矛盾就出来了，相互之间少不了有些小摩擦。但是摩擦归摩擦，人家还是觉得比过去让巨石压在身上强，人家身材长高了身体也发胖了，人家有了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活得像个“草样儿”了。 可是在遥远的地方，也有一块压人的大石头，它想永远压住身子底下的可怜小草，就说：你看看，伊拉克三天两头儿闹爆炸，多不安全，还不如你们让我压着呢。由我来保护你们多好啊。但是它不会告诉小草们：伊拉克的三颗草即享受阳光又享受雨露，如今有多高有多壮！ 不巧的是最近叙利亚那儿长了一株毒藤，把枝条伸到了伊拉克，影响了三颗草。远方的大石头又不失时机地“教育”它的草民们：“伊拉克的动荡都怪那个大个子美国，要不是它当年搬掉萨达姆这块巨石，伊拉克的三颗草至今还安全地生长在萨达姆的肚皮底下，哪会有现在的担惊受怕！”大石头劝草民们：“你们还是让我压紧点儿，千万别让美国来捣乱！” 二 昨天有好事者用伊美尔发给我一篇文章，叫《找找谁是“资本主义渗透”的罪魁祸首》。我打眼一扫禁不住笑了：哼，这等低级浅薄、挂一漏万的劣文也拿来晃我眼！对付张英伟这等爪牙还用什么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吗？你就问问，上个周末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摔手机就行了。女儿的电话不能接呀，因为“父亲节的问候”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啊，接了就是被“渗透”啊！同时手机也不能要，因为手机也是西方发明的，不能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嘛。当然，身上的西服，脖颈上的领带，屁股上的三角裤，都得扔，那些都是资产阶级搞出来的。除此之外，跟他老婆说说，厨房里的压力锅电饭煲电饼铛煤气炉，都扔，换成烧柴禾的大灶台。再去客厅看看，电视机得扔，卡拉OK得扔，沙发得扔，空调得扔。书房和卧室的电脑得扔，席梦思得扔，天花板上的吸顶灯得扔。顺便摸摸衣兜里，如果有什么股票现金卡，也扔。晚上洗澡用青灰水，千万不可用沐浴

• 作者：鲁山老泉 2014-06-17 10:41 • 标签： 资本 渗透 罪魁 祸首 统治阶级的御民术历来不外乎“文治”和“武功”，直白地说就是“教育宣传”和“武力压制”。当然你要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也赞成。“武力压制”不是今天的议题，我单说说“教育宣传”。“教育宣传”又分为“执行部”和“设计部”。“执行部”就是宣传部、各大媒体、大专院校、中小学政治课，和各级党校。“设计部”当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了。按说，把社会科学院取名“设计部”有点儿高抬它了，严格地说它只是“包装部”。比如说吧，当年老毛那一套充其量不过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江湖玩意儿，但是“设计部”就必须把它包装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像今天官员套级别，就高不就低。既然有更高级的“马克思主义”，干嘛还要往千年前的“江湖响马”上套？这样的例子还有，比如改革开放，其实还达不到解放前的程度，跟资本主义都差得远，可是后来就包装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写到这儿我不免忐忑，为什么？咱不是科班出身，概念往往抠得不准，论证有时还欠严谨。我希望个别人就凑合着读吧，你只要不把我当成理论权威就成。下同——） 好，上面是我文章的“引子”。因为最近社科院“出事”了，中央巡视组说让“资本主义渗透”了。这还了得！虽然社科院实际上不过是个“包装部”，但名义上还是“设计部”，是出“思想图纸”的地方，它要是被资本主义渗透，就等于我们这个政权从源头上要犯错误。 ——社科院这是咋地了？过去陈奎元挺称职的，现在的院长不知换成了谁。 然而我又认为中央巡视组小题大作了，没有必要瞎咋呼。为什么呢？你要说“渗透”，现如今咱中国除了“权力绝不”以外，还有多少没被渗透？你要抓元凶，我就可以帮着排查排查。 嗐，麻烦事儿又来了：既然排查“资本主义渗透”，总得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吧？我这儿简单地给它定个“义”：资本主义应该包括天赋人权，包括私人财产不容侵犯，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要说天赋人权还有一个小插曲。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铁娘子担心香港回归后香港人会像大陆人一样失去自由。邓小平说，不用怕，我们会给香港人自由的。据说撒切尔夫人当时很错愕：怎么你给香港人自由？自由也是你“给”的吗？那是天赋人权啊！ 你看，在家里横惯了，到了别的场合连“总设计师”都不会说话了。 回到正题。天赋人权

鲁山老泉 2014-03-28 14:04 作 者：夏 小 强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党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产党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产党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国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国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 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独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

北京“一国两制”白皮书持续引发争议 香港舆论忧损害司法独立 2014-06-12 打印 分享 评论 电邮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图片：2014年6月11日，香港的示威者们在中联办前集会，抗议中国国务院早前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法新社）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引发的争议进一步发酵。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白皮书将法官和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会发出错误信息。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则强调，白皮书无损香港司法独立。但评论担忧，白皮书有损香港司法权威，进而损害司法独立，并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北京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三天来，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 白皮书除了宣称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外，还提到：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它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 有关内容引发巨大争议。 周三，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批驳白皮书误将法官和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会发出错误信息，令人误以为法院是政府机器一部分，两者互相配合、同声同气。并引述当时公会前主席，现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在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港要求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互相支持“三权合作论”后发表的声明，称香港的司法一直与行政、立法分离，不应该是管治团队一部分，司法要真正独立，否则就未能履行监察政府依法行事的角色。 袁国强当晚则反驳指公会错误理解其当年陈述。周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强调，白皮书无损香港司法独立。 “我们一直说的司法独立，其核心是当法官、法庭处理诉讼、案件、司法程序时，不受任何其它人，包括政府或者行政机关的干预，这个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大家也都会发现在白皮书的内容里，完全没任何表述去干预‘司法独立’这一概念的。” 袁国强又指，白皮书所说的“治港者”是在“港人治港”章节内，“治港者”包括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会及司法机关，是指整体政治体制，因此并无违法《基本法》。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也指，白皮书只是说明了香港司法也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但无损香港法院的独立性。 对于上述说法，香港执业律师、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这样勉

天安门事件在25年后仍然致使美中关系失色 2014.06.04 这篇由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撰写的评论文章于6月3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本文没有版权限制。 25年过后，天安门事件仍然致使美中关系失色 汤姆•马利诺夫斯基 25年前，人们有可能相信有关社会应当如何构建的民主观念和专制思想之间的斗争即将结束。东德人民推倒了柏林墙；智利人民投票推翻了奥格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东欧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首次自由选举的首轮投票中赢得了胜利。但6月4日也是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的日子，打破了中国将会融入席卷世界的种种变革的希望。选票和子弹竞相界定那个时代。思想观念之争继续展开。 回顾天安门运动，引人注目的是抗议人士提出的要求如此适度：取消新闻审查以及对示威活动的种种限制；公开国家领导人的收入；增加用于教育的经费。从那时以来，中国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建设现代化经济，让数亿人民摆脱贫困并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难以想见接受抗议人士的要求怎么会阻碍上述任何进步；而且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还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并让更多的中国人民享有这些进展。 而很多在那一天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士，他们当时只要求得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自由，至今却仍然受到骚扰。中国政府已经关押了几十人，其中包括这场血腥镇压的遇难者的父母，只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中纪念这个周年日。 因此在今天，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正如25年来我们一直要求的以及中国遇难者的亲属一直要求的那样——尽可能最全面地说明天安门事件的整个过程，并停止对那些想要纪念这一事件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我们要求中国有关当局释放良心犯，鼓励而不是压制为中国政府也自称支持的目标而奋斗的勇敢志士：尊重中国的法律并让政府对公民更加负责。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不会畏惧这样的人民，也不会一味回避而不去正视历史上那些令人痛心的时刻。 这对于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就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而言比这更复杂或更重要的关系屈指可数。当我们同中国合作应对从北韩到伊朗再到南苏丹的种种挑战时，将会增进美国的安全。我们的贸易关系能够增强我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