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730

放开小产权房可再造经济繁荣 　　中国有很多事情很奇怪。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叫苦连天，亟需增长新动力；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土地要素市场化，却一直不能推进。 　　作者：邓新华 　　中国有很多事情很奇怪。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叫苦连天，亟需增长新动力；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土地要素市场化，却一直不能推进。 　　媒体报道，在2013年底，国土部曾联合住建部，对全国的小产权房进行了专项整治，之后各地政府都还公布处违规的小产权房信息，并拆除了部分小产权房，一些城市郊区的村官也因此受到严重处罚。但小产权房却在短暂消停之后再次出现升温的势头。 　　小产权房升温并不奇怪，有关部门整治小产权房才是错的。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管它是姓“国”（国有），还是姓“国”（集体所有），它对经济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现行土地体制却人为地把它分为姓“国”、 姓“集”，然后只允许前者交易，不允许后者交易，这在经济学上毫无道理。难道土地姓“集”就对经济不利？ 　　许多学者都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其中很多学者还不仅仅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他们还主张土地要素全面市场化。也就是说，除了住宅用地，连生产用地也应该市场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追踪调查成都土地改革试点多年，但可惜的是，土地体制的改革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 　　当年小岗村农民自己摸索土地承包制，结果短短两三年间，就推广到全国。土地承包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就不多说了。相对来说，那次突破在意识形态上的阻力更大，但当时的改革者勇敢地推行了。今天，土地市场化相对来说，阻力已经远不如土地承包制大，何不尽快推行？ 　　土地市场化，可以激发巨大的增长潜力。首先，它能大幅降低人们的居住成本、办厂成本。很多资源要结合土地才能高效利用的，土地体制僵化，阻碍了太多的效率提升。其次，土地市场化可以大幅增加农民的收入。了解农村情况的人应当知道，现在大片土地抛荒。如果允许农民自主利用这些土地，这些抛荒的土地马上就能变成收入。 　　有人担心土地市场化后，农民失地、贫富分化什么。其实，当初搞土地承包制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个体经营不能抵抗灾害，以及导致农民贫富分化之类的。但今天看很清楚，那些担心非常无稽。土地市场化只会给农民带来巨大好处，增强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绝不能因为那一点无稽的担心，而禁止农民

中国如何渡过“返贫”危机浪潮？ 分类：经济学博弈场 | 标签： 返贫 中等收入陷阱 GDP 楼价 房价 2015-11-13 03:43 “返贫”这个词也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依然陌生，但它绝对是个日益明显的社会苗头，三十五年的改革中，它被轰轰烈烈地赶走了，如今却悄然而至，背后原因依然有不少争论。笔者这次回国进行了粗略的经济考察，目睹了一些带有返贫意味的现象，在此与大家探讨一二。 一，在广州一带，与国家掌控的资源相关性强的商品都涨价了，而普通百姓的服务收费基本没有涨价。房地产、食品批发、电信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而零工工资、普通搬运服务、私人载客服务、企业零售工人、自销零售人员等等的工资没相应上涨。建筑工和保姆工资也有明显上涨，但就业人数却没有明显增加，甚至下降。网购业务的确大量增加了，送货员成了一个热门行业，但工资收入因人而异，平均并不算高。普通百姓的经济角色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和中国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二，广州地区的楼房正在加速老化，许多二十年楼龄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这意味着房主所支付的供款正在迅速贬值，他们都面临着被拆迁补偿的命运，其他选项并没有出现。从西方国家回国的人总有一个感觉，中国人的生活一边快速生产，比如猛建大楼，另一边却不断加速折旧，产品粗糟，使用寿命短，型号落后，先天不足，似乎人们有意制造短命产品，以迎合GDP政绩指标需要。人们形成了一个约定成俗的观念，要质量可靠就买外国货，要得过且过就买国产货，难以自拔。在创造产品的同时却流失了价值，这已经成为了生活方式的顽固弊端。 三，广东省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和原料生产业正进入寒冬期，整体形势严峻，前途未卜。大家都一个心思想省钱，等待下个发展机遇，但却深感担忧如何应对市场和资金的青黄不接现象。企业不肯花钱，个人怕花钱，不肯创业，不肯投资，无法提供生产效率，社会生产出现萎缩，大家试图从网络+模式中谋取短期效益，但结果并不理想。比如，东莞家具企业采用了定制的销售方式，但业务量并没有明显增长。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势必造成进一步经济萎缩。国家政府扩大流动性未必会产生直接推动效果，民众需要相应调整心态适应时代变化。 四，一个特殊现象是移民海外的广东人也正经历“返贫”情况。广东人移民过去十年大量增加，一方面是低收入人员家庭亲属移民，另方面是企业主等高收入人群

原创 2015-10-09 米琴 文|米琴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新获诺奖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ksijevitj)把自己的系列写实文学作品总称为“乌托邦之声”，颇具讽刺意味。乌托邦有理想国之意，而她的系列作品主要表现了苏联时期的灾难。 苏联成立于191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彼时描写共产理想国的乌托邦小说在欧美已流行了四百年。英国作家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年)第一次详细描述了财产公有、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并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可这个公有制社会是以牺牲个人权益、自由、欲望和兴趣等等为前题的。 17世纪迎来共产乌托邦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Tomas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和英国政治思想家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太阳城》所描述的理想国，更像是恶梦国。那里实行的是独裁政体。最高统治者和他下面的三位领导都是终身制，并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们不仅有行政权也有执法权。政府对全体居民进行极严格的监视和管制，甚至干涉民众的私生活。生儿育女都是为了国家和个人无关。幼儿断乳后，便按性别交给专人抚育。女性则完全被当作生育工具，不能怀孕者就成为“公妻”。“太阳城”中的居民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以及免费教育等等社会福利，但丧失了基本自由和人权。 19世纪后期出现了共产乌托邦小说的第二次高峰。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著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该小说描述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国。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公共财富和生产大权，包揽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等等。人们在物质上应有尽有，社会秩序良好，人与人关系亲如一家。而另一方面，人们放弃了个人意志、选择、自由和多元倾向，而融入到军事化的结构当中，对最高权力心甘情愿地彻底服从。 两年后，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莫里斯(William

• 作者：李勉映 2015-11-06 12:52 全会公报虽是好，当下麻烦解不了 。 。 期盼巳久的全会公报发表了。期盼，是因为当下有很多经济问题迫在眉睫，影响到了企业的生存、就业人员的饭碗，从而希望中央能拿出办法来。但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公报，字里行间扒了几遍，还是没找出办法来。 当下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两个个别企业的问题，而至少是整个建设行业的问题；而整个行业的问题，是必然要影响到整个经济的问题。经济危机就是经济断链，有过一两个稍大企业的危机造成经济崩盘的先例，整个行业的危机怎么就不会影响整个经济了？更何况建设行业是公认的支柱产业，是中国经济两架引擎之一。 整个经济一受影响，政治肯定也要受到影响，对此重大问题怎么可能只在公报里提到个下行，而没有具体解决办法了？ 前不久我就当前经济写了篇文章，提到了几个“不要以为”。现在，我看有必要再整合、重提、补充几个。 。 一是不要以为别人的指标合理区间就是我们的指标合理区间。别人的百分之二、三都正常，他们长年如此，我们是大起大落，从十几一下子回调，而且是在短短几年，这是不合理区间，有些专家学者不指出这一点，那是欺骗和麻醉人民。 。 二是不要以为市场经济的方向就是市场经济的现实。我们是真正的市场化了吗？没有，差的很远，国际上也不承认。一个先于市场而存在的国有大企、大块头严重影响着市场竞争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能叫市场吗？市场经济一定要有民主化政治体制的配合，使市场能够公平、能有监督、能遏制权力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破坏，这些中国也没有，这能叫市场吗？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的经济，你只采取市场的手法，任其自然，说是自然陶汰，那是要自食其果的。 西方的产能过剩是自然形成的，危机造成淘汰人家也怪不到政府；而中国的经济的热，多半是政府炒岀来的，比如四万亿、比如炒提地价；那中国经济的冷，政府就有责任要想办法救，不能任其自然。更况西方有因民主政治而得到确保的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有很高的失业救济金，中国没有这些保障，却学他们的样任市场发挥作用，那必是自食其果，对权力产生威胁。 这里说的不仅用市场化方法，就是不仅仅放松银根，而是要组织投资。刚才说到炒提地价，实际中国土地无价，因为都是以前无价收来的。无价的东西突然变现钱，那市场就是突然增加了很大的流通，这要搞崩市场的。增加流通要靠印钱，但中国从上届开始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把外

2015-10-30 刘军宁 中国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 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国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到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了出现了许多毫无人性的标语口号，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墮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预设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