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730

上帝如何在中国“隐遁”了？(杨鹏、杨煦生等：) 本期嘉宾：杨鹏 秋风 杨煦生 梁涛 2014-08-27第286期 导语 7月以来，由腾讯思享会策动的“上帝在中国”之讨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此讨论由知名学者、刚卸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先生所著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引发。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围绕“上帝、天道与儒家”这个主题，继续讨论“上帝在中国”这一话题。以下为学者发言实录： [全文实录] 君主集权制只宽容追求个体超越的宗教 杨鹏（著名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君主集权的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宗教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垄断以后，对佛、道的发展蛮宽容的，少数时期有过灭佛现象，但总的来说比较宽容。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较个人化的宗教，讲的是个体超越，不是集体性的宗教。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不会是一个集体性行动，没听说大家约着为成佛而奋斗的，也没听说大家为了修仙，集体行动抛头颅洒热血。只要不是集体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政治组织性的危险性就比较小。 中国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当朝廷维稳的眼睛看佛道时，会感到佛道本质上威胁不大，但对集体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紧张。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坛祭祀时，文武百官几千人，到那儿向“上帝”汇报工作，乞求风调雨顺，保政权长治久安。身为天子，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选择。“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样的提法，不过是天命选择的现代表达。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体性的宗教，拥有团结凝聚的力量。民间宗教，主要是个人化的宗教有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特殊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谁一旦打出上帝的旗号，或者类似上帝集体行动的旗号，朝廷就非常紧张。谁一开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着他要争天命，想当天子，而且马上因信众而拥有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谁拜上帝，就面临生死搏斗。 中国知识界由上天信徒堕落为天子门生 杨鹏（著名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身为学者，我自然关心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问题，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从阶级分析角度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身上，“皮不不存，毛将焉附”，总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从中国历史来看

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悼念我的儿子全泰一 李小仙 （1978年） • 泰一为什么死 • 劳动标准法和“蠢人会” • “和平商场的事见报啦” • 前夜 • 那一天 • 对母亲的号召，妈妈的决心 • 组织工会 • 为什么要在这种劳动环境中工作 • 劳动教室 • 决不能向人屈膝苟且偷生 全泰一和他在和平商场的同事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以《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为题刊载了李小仙（女）的文章。该杂志的编者在按语中写道：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有一位青年在汉城市和平商场附近往自己身上浇汽油焚身自杀了。他就是当年才二十一岁的全泰一。他用自己的死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改善在和平商场（被服厂密集的地区之一）等地作工的工人特别是年轻女工的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展开斗争。 　　全泰一的自杀，开始引起了韩国社会对改善劳动条件问题的很大关心，并且迫使政府一年后即在一九七一年举行总统选举的前夕，不得不着手改善劳动条件了。但最使人注目的是工人和大学生开始联合起来的事实和全泰一的母亲李小仙（当时四十一岁）——她的儿子自杀之前她还是一个在贫穷的生活中只会爱护自己儿子的普普通通的母亲——挺身而出，成了这一工人运动的核心这一事实。从和平商场开头的这一运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可能是听到全泰一自杀的消息赶来的一位学生张琪杓，于一九七七年二月被捕了。此后，李小仙也以在审判张琪杓时污渎法庭为理由被捕了。结果，他们俩如今都在坐牢。 　　但是，Ｔ．Ｋ．报道说：“最近，有很多工人争着读全泰一的手记。”应该认为，学生、工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团结，通过反对压迫的斗争正在得到加强，它又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斗争。这篇文章是把全泰一的母亲李小仙在一九七五年举行的全泰一自杀五周年追悼会上讲的话记下来的，后来这个记录作为“地下文件”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是在李小仙被捕后才发表的，至于其具体的过程，我们还不能公开。我们只能告诉大家，由汉城寄来的这个记录上附有如下一句：“真可谓有其子必有其母。母亲很有进步。这样的母亲的形象，很象在过去的抗日独立斗争中看到的那些朝鲜母亲的典型。” -------------------------------------------------------------------------------- 泰一为什么死

张伦 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7 邓小平用否定毛的文革、推动改革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半拉子改革”是周其仁先生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文章中对中国改革所做的描述。作者不仅具理论修养，更长期注重实地调研，因此对中国的问题常有鲜活、独到的看法。正如这句带有民间口语风格的概括，传神贴切，相信所言所想者众，非为周先生一人专用，但由他在这样一篇探讨中国改革的文中提出，辅以一些调研的例证，显得生动，别有意含。 不过，该文虽涉及，却没有对“半拉子改革”做进一步的展开讨论，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因三中全会决议、反腐、邓小平诞辰纪念活动等，近来各种有关改革的评议再起，这里，受周文启发，笔者也谈几点看法，就教各方。 “半拉子改革”与新改革 周先生文中称，实行20来年的计划体制，却用了35年来改革，至今还举步维艰，让人感叹困惑。更因改革不彻底，处处呈现出“半拉子改革”状态，衍生许多问题，搞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这种认识，许多人有，高层大概也不例外。前有温家宝称改革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后有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传达的含意恐怕也都在此。改革不彻底，就往往会引发革命；改革的状态，有的时候比不改革更能引发激烈的变革。因为期望值已抬升，社会力量已激活。只有用改革来不断满足这种期望，加速制度构建，社会才能保持平稳。这些，笔者十多年来就曾不断谈及。 “半拉子改革”这种新旧体制交混状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许多半市场，半国家垄断现象，也体现在其他各个领域。而政治体制甚至毛发未损，连半拉子尚谈不上。只改经济不动政治是一种最大的“半拉子改革”，造成的恶果已日渐明显。 因此，今日再谈改革，已不应只是最初所指，即对毛时代的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进行改造，而应具有双重指向：一部分是要对原制度的旧房进行改造，触及迄今未进行改革的政治和国家制度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要改造烂尾工程，剔出因“半拉子改革”与传统体制嫁接衍生出的各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弊端，建立回应新的社会要求的制度。 原先改革的部分成果和力量在这里要成为被改革的对象，通过改革制衡削弱因尝到甜头欲将 “半拉子改革”状态固化的利益集团，重建社会正义。因此，这种改革，是旧改革的继续、再生，但更应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没有这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改革便毫无意义。 两种改革观 这种全新

项目的质量X（乘以）投资的数量 质量x数量 方向X规模 质量为0，那么投入的再多也等于0；质量正，那么基本上就会投入越大则收获越多。相反，质量为负的话，那么投入越多则亏损越多。此外，还应注意“规模经济曲线效应”。

人生三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暇，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 　　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千年。进入这个阶段，热是激情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人在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倘若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那就苦了这条命了。人就会在山望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世，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常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 　　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在这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自有清风朗月。面对芜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有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便也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了。 　　一辈子做人，怎样算是做好了人？ 　　一辈子处世，怎样算是成功的处世？ 　　不如阔达的心态，人生在世，无非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笑别人。 　　曾经沧海之后，再去看世情，无非是云淡风清，不过是日升日落般的泰然了。

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目录1原文 ▪ 一　中国向何处去 ▪ 二　建立新中国 ▪ 三　历史特点 ▪ 四　中国革命 ▪ 五　新民主政治 ▪ 六　新民主经济 ▪ 七　未来道路 ▪ 八　驳空谈主义 ▪ 九　驳顽固派 2意义 1原文编辑一　中国向何处去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九　驳顽固派 一O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一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二、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一三、四个时期。 一四、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⑴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建立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唐昊 /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当下中国青年毕业后的一大梦想就是进入“体制”。近年公务员考试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热度，很多职位与报考学生比率超过了1:1000，最高的甚至达1:4000。与公务员热类似，一份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共同完成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指出，目前已经回国就业的海归也以选择事业单位为主，占43.2%。也就是说，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连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 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最愿意冒险的阶段，青年们竞相选择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其事业起点，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外给他们提供的空间过少，体制外的环境也在逐渐变差；二是中国的青年受原有体制驯化的程度较为严重。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 所谓体制，其实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如户籍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就业法规等。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这些制度性安排有时并未带来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如户籍制度中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分化；重要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造成国有垄断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公务员考试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为可能，等等。 上述暗含社会歧视的制度安排，通常会造成社会成员中部分人获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在现有体制中长期获利的社会成员属于体制内，其他领域的社会成员则属于体制外。二者的利益差别是巨大的：体制内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稳、体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机构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等）；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群更难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中小企业主、农民工等），更容易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 与此同时，中国的所谓“体制”不仅是一个制度概念，还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明显，离权力中心更近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垄断企业等，共同分享着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其成员也有着更严密的思想纪律；而民营企业、市民社会这些领域则离核心政治价值相对遥远，其成员有时还秉承着另外一套价值理念。所以体制的“内”“外”之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 在体制内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别和思想差别下，中国社会中不但出现了一个由日益扩张

问题的提出：如何破解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千古难题 古往今来，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政权成立以后，不管封建皇帝或者资产阶级政府，或者社会主义政权都想“万岁”，都希望能够长期乃至永远屹立不倒。这是法政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人类有无可能创造出一种坚固的政体，确保“江山永固，万世不易”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很多人都熟知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那个著名对话。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先生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回答、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毛泽东听后，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及其每代领导集体就一直在思考、探索这一重大命题：如何创造一个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政体，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尖锐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①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解决一时一事的问题，但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和体制入手。 2012年12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访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