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730

石玉林 2013年的春节前夕（2月5日晚），湖北省宜昌市异议人士石玉林与上海李化平先生相约于6日下午在武汉市某地相见。然而，次日石到达后，不知何故一直不见李化平出现（二人电话均可能被警方监听，故无法电话联系）。 夜幕降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失望的石玉林找了一家廉价的、无需身份证登记的“黑旅社”住下（石玉林是被宜昌市警方非法要求不得自由离开宜昌市的异议人士，曾经出行苏州，以身份证登记住宿，却被宜昌市警方千里抓回并且软禁）。 第二天清晨，细雨依旧寒风劲吹，石玉林决定再次去与李化平约定的地点“碰碰运气”。然而，等了一上午，都没有见到李化平的身影。无奈，只好再次折返昨夜的小旅馆附近上网。 晚6时许，他搭乘公交车去探望他尊敬的武汉市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老师。晚7点左右，到达了秦永敏老师家附近的青山公园，此时大风四起天空也开始飘舞起漫天雪花。8时许，几经躲避看守，他终于敲开了秦老师的家门，久未见面的秦老师终于出现在石的眼前。进门后，热情洋溢地拜过早年后，就随着秦老师进入他的书房。师生二人被强制不许见面已达半年有余，秦老师不胜欢喜地拿出红酒。师生二人把酒言欢，一副“欢聚正逢春，对饮邈云汉”的景象在初风雪寒夜中冉冉升起，二人的心里话儿一直说到了临近子夜。 翌日，师生二人再次就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问题进行了思想交流。时值11点，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门，秦所在辖区的维稳人员进到家中。一番寒暄之后，就开始谈到石来访的问题，说宜昌市的国保警察们已经在楼下等着要将石带回宜昌市去。秦当即对警方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抗议，但是鉴于国保警方的一贯无理及不想给石带来更大的伤害，秦进入卧室与石商议，两人决定：石玉林跟宜昌市国保离开武汉回宜昌。 晚8时许，石与国保一行4人到达宜昌市。晚饭后，国保警察就开始向他询问他到武汉的事情经过。问询完毕，一王姓国保就擅自动手翻查石的私人物品。石立即表示了抗议，但是该国保根本不理睬，继续翻查，石就起身捍卫自己的私人物品。于是，在场的另一周姓国保队长就与王姓国保联手推搡石玉林。一番肢体冲突过后，石的手臂与胸口隐隐作痛，王姓国保的手指也破皮流血，石“寡不敌众”，私人物品还是给国保抢了去。周姓国保还破口辱骂石玉林，石当即请该国保注意自己的言行与公务人员的身份，然而该周姓国保不但不予理会，反而态度蛮横地说还要殴打石玉林，石即把身体伸去让他打，而

——由朱光英家的遭遇看强拆 石玉林 2013年4月14日，天刚蒙蒙亮，约80多名不明身份者，手持着木棒，把武汉市“红旗哥”朱光英家的房子团团包围了起来。紧接着，大型挖掘机开到朱家楼下，20多人戴着防毒面具，爬上了朱光英住的四楼，接连往朱家扔“催泪瓦斯”。顿时呛鼻熏眼的浓烟四处弥漫，随后这帮人撬开门窗，冲入朱家。 当时，朱家屋内还有朱光英年迈的老母以及他的弟弟、弟媳等人，于是朱家人与闯入者展开“殊死搏斗”。结果，朱家人一个个被绑架下楼，并被扔到马路上。人被“清理”后，接着就开始暴力强拆，各种机械“耀武扬威”地一起轰鸣，转眼朱家的老屋便成为一片废墟。 朱光英家合法拥有这栋房产，但近年来却一直被逼迫强迁。由于朱家拒绝搬迁，当地政府便动用“黑社会”、“流氓”手段，迫其搬迁，断水、断电、断路、火烧、烟熏、殴打等等。 2011年7月1日，朱光英家的房屋遭断水、断路、断通讯；2011年8月8日，朱光英家遭近百人围攻；2013年2月8日，大年二十九遭断电；2013年3月18日凌晨3点，强拆大军从三路进攻，由施工吊车破窗、强拆队员暴力破门，但是朱家奋勇抵抗，用汽油瓶自卫还击，最终勉强保住了房屋，但朱光英本人却身受重伤。2013年3月27日，强拆人员纵火焚烧了朱家在楼梯口设置的防卫障，欲再次强攻而未果；2013年4月8日早上7点，朱光英遭遇8个不明身份者攻击，他们用羊镐等铁器猛砸朱的胳膊及腿部，致使朱手骨骨折，全身多处淤血……而当地政府的“喉舌”《XX都市报》，却指责朱光英家“抗迁”、“漫天要价、破坏稳定”…… 2010年9月，江西宜黄县政府在进行强拆中，发生住民自焚抗议事件，其中一人死亡。事后，当地一位官员发表文章，居然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因此“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该官员很实在，道出了中国执政者普遍的心态。在他们眼里“政府利益、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而所谓的“政府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官僚集团的利益，为此公民的私产、权益算个屁，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将之剥夺干净，谁敢说“不”，就以破坏稳定论处，或抓去坐牢，或让你家破人亡。 中国政府总是教育人民：“个人利益应该让位于公共利益”、“在利益面前，应该先国家、再集体、再个人”；官员们动不动就斥责百姓是“刁民”、“自私自利”、“不顾全大局”，这些论调在

作者：石玉林 苏州某小区业主控诉无良开发商，上访至市信访局时遭遇阻拦，在与相关领导沟通时，该领导说：“警察不打人，养警察干嘛？”此语爆出，舆论一片哗然。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前些年郑州官员逯军的话“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还有原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放言“你们这些老百姓苏算个屁”……等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官员“前赴后继”的惊人雷语，绝非偶然，反映出中国官场普遍的“官重民轻”的意识。为什么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竟会如此本末倒置？ 在中国，警察部门即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的强力机关”，因此警察都认为其核心职责是保卫政权，至于保护公民则在其次。再有，中国未实行三权分立，而是三者“合一”——均由党领导，在此体制下，警察就是为政权服务、为政府服务、为官员服务；政府、官员将警察视为自己的“家丁”；而警察也认为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保镖”。 我们不妨从法律的角度看看警察的职责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打人？中国《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第二十条：“人民警察必须做到：（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第二十二条：“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七）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人”。 记得，从上幼儿园起，警察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正义、勇敢、公正的化身，捡到了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遇到了坏人要找警察叔叔，外出迷路了要找警察叔叔。但当今现实，却让我们感到以上都是骗人的屁话；我们视为“正义、公正”的警察实乃政府、官员的打手。“警察不打人，养警察干嘛”是恶言，但却是实话，真实地道出了中国警察的本质：“警察家丁化”、“公权私家化”。 时移世易，在空前的巨变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百姓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顺从听话”了；对此，专政体制下的官员们颇感难以适应，他们习惯地认为老百姓就应该顺从权力，不应“自私自利”，更不能维护上访给政府添乱。面对民众维权上访，他们极为恼火，因此就乱用警力——“抓、关、打”，暴力“维稳”。警察就是“马仔”，是党“驭民”的铁鞭；政府、警察局门口所谓“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仅是招摇的招牌——挂羊肉卖狗肉。 众所周知，无论警察还是官员，都是由纳税人供养的，他们都理应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不能成为某党或权贵的家丁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8日 转载) 作者：石玉林 近期，由于笔者的妻子再次怀孕，计生部门就找上门来“做工作”……。 由此，就使得笔者不由自主的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考究，又由于笔者常年对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多有关注，故而也就自然而然的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关联性的思考，笔者在此将这些思考与观点记录下来，以供读者朋友们探讨。 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但是，由于其都在字面上含有“计划”二字，本人就不自觉的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进行考量。笔者发现该二者之间，虽表面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其后，又由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紧密联系，而逻辑的推导出“计划生育”与“政治体制”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兴衰 　　曾几何时，由于苏联“老大哥”的泡沫成就，促发了我国政府满腔热忱地投身建设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大厦”，我国政府对它的实施充满着无限的期望：那是一个没有失业， 人人丰衣足食，终身免费医疗，所有产品既丰富充盈满足需要，又恰到好处没有浪费；那是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甚至还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副“彻底埋葬资本主义、解放全世界、世界大同相亲相爱”的宏伟蓝图。 　　然而，当计划经济实施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情形却是：除了一部分重工业、军工业获得突飞猛进外，绝大部分的其他产业、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与民用工业）物资的极度匮乏，百姓的生活民不聊生。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总认为这是阶级斗争不彻底，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计划执行不到位的结果。所以，后来的阶级斗争长年累月，“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绝于耳。但是中国人的生活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每况愈下，国民经济几临崩溃。中国经济非但没有“三年赶上英国，五年超越美国”，反而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失之千里”。 　　在历经“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 ……等等人祸以及造成数千万冤魂那惨绝人寰的教训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痛定思痛，终于拨开迷雾，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并非缘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不到位，而恰恰是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灵活性、科学性才造成的重大悲剧。于是，拨乱反正，确立了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让人们重获

作者: 石玉林 政治体制上缺乏宪政民主、分权制衡，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就必定会是“缘木求鱼”的徒劳，就像清末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一样，只学习西方实用的生产技术和行政管理的表象，而不学习西方更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体制。其结果必然是：一时的虚假繁荣，“习李中兴”，最终还是会落得个崩溃瓦解，一败涂地的结局。 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由过去的（统治经济的）管理型政府转变为（适宜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由高度集权、全面管理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间接进行宏观调控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的管制型政府来源于1949年以后，向苏联照搬过来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经济模式，并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修正，虽有进步，但还痕迹甚重、余毒颇深。苏联和我国曾经施行的计划经济，那是一种需要政府高度集权、高度集中垄断各种资源与配置资源的绝对权力，才能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如果没有了政府的高度集权，就完全不可能使国民按照政府的计划去生产生活。相反市场经济则需要政府分权、需要限制政府的公权力、需要强大的民产民权、民主自由以及民间自治才可正常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民间为主的“民主经济体制”，如果没有民主权利（包括民产民权、公民自由自主配置资源的权利、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定期民选执政党的权利……等等），那么，要实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不施行民主宪政，仅对从苏联舶来的政治经济模式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那么，我们就只能永远徘徊在一个矛盾重重、隐患重重的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不得善终。我们将永远无法从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无法走上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我国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也必将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幻梦。 政府职能转变急需我们彻底的“脱苏入世”，急需彻底的革除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向与世界接轨的普世价值之政治经济体制上来。我们急需“改邪归正”回归民主宪政体制下的完整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自由性、民主性，与现存的集权专制的政体是“水火不容”的。 记得自1988年中央政府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来，虽经过20多年的行政改革，我国政府看似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但是，这一

维稳体制下的非暴力抗争——团结就是力量 石玉林（民生观察工作室） 前言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在，“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中常见的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维护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培养我国公民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人权意识”的高涨，推动着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步伐…… 一、中国的非暴力维权抗争的由来及重要意义 　　中国的非暴力维权抗争，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变革中，全体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公权力依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权利常常被肆意侵犯，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维稳不择手段”的情况下，而被迫产生的一种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锐意追索个人应有之公民权利的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公民权利（包括公民个人的私产私权等权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核心。可以说，没有公民权利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动力；没有健全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就没有健康可持续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未来。 　　公民权利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人类公民权利的获取与完善，却是经由无数公民长期艰苦卓绝的不断抗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的。环顾世界近代历史，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到美洲的独立运动、印度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再到北美南非的黑人解放权利运动，以及我国的土地承包、《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物权法》的出台、劳教制度的暂停……等等，它们无不是在各国人民勇敢智慧、艰苦顽强的抗争之下才开花结果的。 　　中国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权抗争，努力争取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与完善。这种维权运动的潜在实质，其实就是在间接的推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化体制等一系列体制的转型升级；同时，公民们的这种维权抗争也是在无形的推动“把权力关进笼子去”、限制公权力的天然暴虐腐朽倾向、逐步推进我国实现民主自由的伟大壮

作者：石玉林 　《探寻公民同城之科学结构》上 　　中华民族的未来核心在于公民社会的建立；中国民主事业的基础也必将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又需要一部分先行者去努力普及公民知识与拓展公民群体。 　　我国是一个缺少公民社会传统的国家，特别是我国沿袭苏联的专政体制度之后，集权状况更是变本加厉，公民社会惨遭挤压而萎缩,以致我们的国民再次变成如封建皇权之下的臣民一般，只能对执政集团歌功颂德、唯唯诺诺，而不敢公开批评指责与罢免。变成了一个与“公民社会”相去万里的“党奴、臣民社会”。我们都知道，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必不可少的。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有效地政府，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所谓“以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蛮横”。我国政府在行政过程中非常难解决的就是行政权力的滥用问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集权专政主导型的国家，公民力量与政府力量相比极为弱小，对政府力量构不成有效地制约。所以在当前必须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育，下大力去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及维权意识，加强大众媒体的自由公开报导能力，加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唯有如此，才能逐步争取到《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倡导的：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见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才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宪政制度。 　　要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就必然会削弱专政的强权垄断。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就必然会有一些权力（特别是利益集团、保守势力）的顽抗与阻扰、就必然会有权力要对公民力量进行“镇压”。公民们要突破权力的阻扰与打压，就需要智慧与勇气的结合、巧妙而有力的去逐步赢取成功。 　　我国的公民同城活动自2012年开展以来，成绩斐然。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都有声有色的聚起了各自的公民同城圈子，公民的勇气与热情也与日俱增。人数也在不断增长。然而，近来有关公民同城是应该低调潜水的暗暗发展呢？还是应该勇敢公开的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公民事业圈子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与争议，也造成了部分公民之间的个人嫌隙和龃龉。此事，虽为个别公民之间小范围的分歧与争执，但却着实是中国未来公民同城事业所必须理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那么，到底我们是应该低调的暗暗发展呢？还是应该勇敢的公开进行呢？到底是应该秘密的“暗度陈仓”呢？还是应该公开的“明修栈道”呢？或者走出第三条道来，将

对习近平“中国梦”的质疑 日期：2/23/2013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石玉林 -------------------------------------------------------------------------------- 近段时间，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党国同僚们开始玩起了“中国梦”的游戏。他们的“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大党媒也激情四溢地进行了大肆宣扬。一时间，所谓的“中国梦”甚嚣尘上。然而，一番热血沸腾之后，我们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者，恢复从前的兴旺发达。我们从前的兴旺发达是什么？是汉唐盛世、元清帝国？还是从前那种建立在臣民社会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兴旺发达的专制王朝？抑或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役盛世？难道我们要回到皇权专制时代的臣民盛世？ 中华民族最兴盛的时候是皇权专制时代，是“君为天、民为草”的皇权、官僚、臣民社会。中华民族应该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应该需要伟大的入新、需要步入人类伟大的现代文明，步入人类的普世价值大家庭，需要进入现代人类公认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时代。 一．我们不能将经济高速发展，GDP名列世界前茅等，经济、技术一时的快速增长等器物性、表象性的指标，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来做。器物生产只是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就如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那样，只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经济生产，不学习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即所谓的“中为体，西为用”。结果，几十年的一时迅猛增长后，最终还是落得个一败涂地。 我们应当将器物之下更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国际化，来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入新”和“中国梦”来做，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踏上一条可持续性的和谐发展之路。 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其自然的不可预料性和周期性的波动，有时高有时低、有时进有时退，我们人类是难以完全掌握的。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去搞经济技术的大发展，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维护宪政民主、私产私权、保障自由人权，在此基础上由“市场无形的手”去引导，国民自主自由的安排生产创造、资源配置活动，政府只需辅助性的做一些宏观调控即可。——有人说什么“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本人以为这是自擂而已。我们在改革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28日 来稿) 作者：石玉林 马列主义共产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变种“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笔者认为是一种经不起逻辑推敲的理论。因为，根据马列原著和各国共产党的普遍说法：“无产阶级”即是工人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那些私人拥有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分主要是看其是否拥有生产资料。 一、我们先从生产资料的性质上来看，在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是有可能成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土地、机器、体力、智力、技术、品牌、口碑、信用，甚至山川河流太空以及环境……等等，这些有形的、无形的资源都是社会生产所需的生产工具与资料。高级技工所拥有的高级技能是生产资料中的一种；研发人员高超的创新能力也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设计人员的知识产权也是生产资料中的一种甚至是价值连城的生产资料；著名演员、画家、音乐、医生、教师、科学家以及社交能人等天才般的能力……等等，这些为人类的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资源中，有哪一样不是人们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种非机器、厂房的人力、知识、技能、金融等工具与资源，它们就不是不是生产工具、生产资料。 在自然状态、市场经济社会中，有的劳工特别是高级技工和一些脑力劳动者如：画家、音乐家、节目主持人、政治家等等，他们的收入远高于亏损的企业家和个体户这些所谓的“资本家”们的收入。而拥有巨额资产的企业家“资本家”由于市场经营的千变万化，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风险，他们随时都可能破产成为负载累累，比所谓的“无产阶级还无产的“负数资产阶级”。如果按照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理论来划分阶级，这些虽然没有厂房、机器和雇工（有很多人是有能力配置这些生产资料但却不愿购置的）但却拥有巨大无形资产、富甲一方的著名高级技工、医生、律师、工程师、画家、音乐家、演员、政治家、社交家们，它们到底应该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呢？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们也是“资产阶级”。而那些巨额负债甚至资不抵债，且承担着巨大风险在经营的企业家们，他们又到底“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呢？我们也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们也是无产阶级，而且他们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负资产比所谓的“零资产、无产阶级”的普通劳工还“一穷二白

——驳《求是》文章“网民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党和政府骂不倒” 作者：石玉林 2013 年 6 月 17 日 ，人民网等几乎各大网站都清一色地转发了《求是》署名“石平”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网民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党和政府骂不倒》，洋洋洒洒数千言，透过华丽辞藻的包装，无非试图警告那些活跃在网络上的“意见领袖”说，“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们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云云。 浏览该文，通篇兜售的结论就是： “负面信息充斥网络”，究其原因，不外四个方面：网络媒体的添油加柴；不得志人群的情绪宣泄；某些“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 比如该文说——活跃在网络上的“特定人群”界定为“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而“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 …… 驳：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当初闹革命，以及现在的党和政府的宗旨不就是“为了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进而实现其最高目标无产阶级专政的吗”？看看我们的红色电视剧，不都是讲的共产党当年是如何带领当年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以及那些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的穷苦人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和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地、富、反、坏、右”等等富裕阶级的吗？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也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劳苦大众、社会底层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获得了解放”吗？当年的“工农劳苦大众社会底层人民”和大多红军战士们不也是当时的“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吗？不也是当时的“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的一群人吗？难道当时的“工农劳苦大众社会底层人民”在中华民国里是一群高学历、高收入者？难道他们在中华民国里，是一群社会阅历多，没有生存压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非常得志、非常如意，完全没有挫折感、失落感，毫无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的一群人吗？如，果真如此，这些中华民国的劳苦大众们如何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农奴把家当？斗转星移，难道现在的共产党要违背自己的宗旨和自

贺卫方：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 据 BBC 中文网 5 月 22 日报道，中共党刊《红旗文稿》和官媒《环球时报》先后刊文指中国不宜实行宪政，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说，改善现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并指中国实行宪政 “ 最大的障碍 ” 是 “ 权贵资本主义现象 ” 。 《红旗文稿》刊载的是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杨教授在文中指宪政是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适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贺卫方解释说，长期以来就有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宜实行宪政的争论。这种理论适合的是马克思理论基本教义派的想法，但是现在中国出现了他所称的 “ 权贵资本主义现象 ” ，正显示政府需要监督和节制权力。他认为，这也显示了中国实行宪政 “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 。 22 日《环球时报》刊载了题为《 “ 宪政 ” 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评，指呼吁实行宪政是 “ 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 该篇社评表示， “ 宪政说 ” 误导知识分子，但是没有实践基础，并形容 “ 宪政说 ” 已经沦为 “ 空洞的口号 ” 。 贺卫方说，这种论点就是基于 “ 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 ，而一切的矛盾和冲突也都是经由党来 中国学者驳党刊：宪政理念适合各国 贺卫方： “ 中国梦 ” 是一个怎样的梦 贺卫方：中国通过人权公约前景不乐观 两会前学者联署再吁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解决。他否定中国现在没有经济基础或者人民知识不足以建设宪政的论点，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远好过英国在 17 、 18 世纪实行宪政的时候。 贺卫方也不同意孙文学说的 “ 军政、训政、宪政 ” 阶段论，他表示，不论是经济、民智的 “ 条件论 ” 还是孙文的阶段说都是为了继续执政而想出来的借口。贺卫方说，就像学游泳一样，不能指望一个人不用下水就能学会游泳，而民主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民主的向往也是与生俱来的。他说，他怀疑建设宪政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 张汝儁 ( 俊） (1713865084)  16:38:14 林毅夫：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                                                            过去 30 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是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