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730

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了 虎归山  鲁迅民魂  2017-07-11 我今天不想再捅别人的G点，而是跟大家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王朝的临界点。因为常收到喜欢历史的读者来信，问我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个问题，我真还有点研究。 大概是前年吧，受高歌兄怂恿，我准备写本历史书，叫《一个王朝的艰难死亡》，后因身体缘故半途而废。为此我认真研究了从先秦至今，各个王朝的死相死因。虽然各有各的死法，但大同小异，没多少新意。简言之，无外乎被奴才弄死、被奴隶弄死、被外人弄死等三种。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并非王朝的转折点，而是临界点，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由盛转衰的节点，后者是无药可救马上要挂了。以明为例，转折点在万历年间，临界点是李自成等叛乱；以清为例，转折点在乾隆后期，临界点是立宪梦碎，如此等等。 讲故事是《百家讲坛》诸大师的营生，比如王朝的各种奇幻死法，对此我毫无兴趣。我所关注的，是如何把握王朝的临界点，判断它是否将土崩瓦解、寿终正寝。如果不下点功夫，我们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哪个王朝不在将死之前夜，依然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谁料想转眼间楼塌了，傻逼了，呜呼哀哉了。 要判断一个王朝是不是快要挂了，有三个关键点可资参考： 【1、我不怕你了。】 【2、我不信你了。 】 【3、我无所谓了。】 诸位知道，历史上的专制政权靠三样东西来维系：恐惧、谎言以及实施恐惧与谎言的官僚集团。没有这三样宝贝，它一天都存在不下去。自先秦以来，数千年王朝兴衰，莫不如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国家就是暴力机器，至少在专制社会，这个判断非常恰当。 统治者莫不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继而以暴力维持政权。陆贾给刘三讲，天下马上得之，岂可马上治之？听着似乎很靠谱，可考察历代政治，对黔首布衣，哪一个不是马上用皮鞭治之乎？所谓马下治之，不过是挂起儒家的遮羞布，与精英集团分赃，一起盘剥、整治老百姓罢了。 既然国家是暴力机器，那就无理可讲，老百姓时刻生活在或明或暗的恐惧之中，噤如寒蝉，苟且偷生，任何反抗都会遭受万劫不复的命运。就算睡了你的老婆、割了你的牛牛、要了你的命，也只有“谢主隆恩、奴才该死”的份。 除了恐惧，另一工具就是制造形形色色的谎言，其目的不过是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解释罢了。或扬言受命于天，或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总而言之，他们所拥有的

纳粹时代的法官：黑暗和法律 如何联姻 作者：李学尧 静波 法义 名家与您论道法治。 纳粹时期德国法官的判决仍然给人以“依法判决”的原因，无非是法律修辞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一旦丧失了良心，其作恶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它能通过精细而令常人难以反驳的方式，即所谓的法律解释方法，盗用正义和法律的名义，对“罪恶”做乔装打扮，最终使得乾坤倒置、正义荡然无存。 前言 法律人为什么叛变追求正义的职业理想？ 法律人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堡垒，天然是维护个人权利、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势力，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观点。[2]翻开近现代世界历史，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等等时期，我们都会很无奈地发现，受过科班训练的法律人与其它自由职业者一起，却正是为罪恶势力推波助澜的重要阶层。[3]那么，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追求正义的法律人会整体沦落，最终走向自己职业理想的反面呢？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原书名可直译为《希特勒的法官》）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史料对此问题作了解答。他提醒世人，要特别警惕那种“扎根于人民的精神”，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司法政策；以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为导向司法政策，正是司法权沦落为独裁者凶器的重要原因之一[4]。 《恐怖的法官》是一本将德国法律人在纳粹时期所犯骇人听闻的罪行系统呈现给世人的学术书籍。在书中，作者通过细致的学术考证得出结论：并非所谓的“少量”，而是“大量”的德国法官，违背了法律实证主义对职业伦理的要求，积极地参加到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催生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舞动法槌将数以千万的犹太人和“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或者惨无人道地将低智商者或者反战的普通民众送到绞刑架下。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恐怖的法官，在二战以后，在法律界卑鄙的自我辩护下，把自己乔扮一新，摇身一变，又成了身披法袍、面相庄严和维护民主自由的西德法官。穆勒同时认为，法官群体在纳粹时代的种种劣迹，根源于魏玛时代的法理学，并且这种法理学仍然在战后的德国得以完整保留。[5] 这本书出版于柏林墙倒塌以及欧洲一体化走向实质化的前夕。这本书中所记录的德国法官在希特勒统治下的集体暴行，令那些专门研究纳粹时期的历史学家也都深深震惊。这本书由此一度成为德国排名第一的畅销书，并引发了法律界内外对此的激烈讨论。

陋兰：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原创： 孙盛起  陋兰的速朽文c  今天 请朋友们点击上面蓝字，免费订阅本号　 　　央视曾经采访过一位伊拉克记者，具体的采访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位记者的一句话却令我铭记至今：“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是的，东欧阵营、萨达姆、卡扎菲……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专制政权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评者的死掉为代价的。 　　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学教师，由于在讲课时说了几句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话而被秘密关押和处决。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对政府不满并大胆提出批评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穷困潦倒的人，他们为了改变自身处境才被迫嘀咕和呐喊。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样的逻辑，颇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家境非常殷实，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个兄弟姐妹也个个学有所成，如果闭目塞听、闷头吃饭，那么无忧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预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不满，和他们自身的境况无关，而是源于对社会腐朽的憎恨、对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们不畏强权暴政，勇敢地发出批评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一盏正义的明灯，这盏明灯赋予他们勇气，照亮了充满荆棘但却是通往光明未来的路径。 　　反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由于信息的闭塞、知识的匮乏，他们虽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却反而对现状很容易满足，稍微得到一点儿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对自己发泄，怨自己生不逢时，怨自己能力不济，甚至怨自己不会钻营。 　　专制国家如此，民主国家也如此。在欧美国家，对政府发出尖锐批评的“麻烦制造者”，毫无例外都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识到握有公权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错或失控，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伤害，因此他们紧盯着政府，以敲打和给政府挑刺为己任，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 　　这些“麻烦制造者”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是“一小撮”。 　　对待这“一小撮”的态度，彰显了专制与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国家里，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他们未必担任公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批评的话语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们却自愿担负起了为政府、为社会纠错的责任。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寻制度中存在的

至关重要的迂回生产理论 庞巴维克1889年提出迂回生产理论，迂回生产就是先生产生产资料（或称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认为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办法，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迂回生产理论(在生存竞争、市场竞争、战争之中，迂回生产、迂回取胜也至关重要，基本上，谁迂回的越多，迂回的层级越多，迂回分工的次数越多，层级越多越复杂，那么谁最后的生产力就越强，战斗能力、竞争能力就越强。） 庞巴维克1889年提出迂回生产理论，迂回生产就是先生产生产资料（或称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认为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办法，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生产工具和资本品制造行业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成为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 迂回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迂回生产的过程越长，生产效率越高。现代生产的特点就在于迂回生产，但迂回生产的实现就必须有资本。所以说，资本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就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由于资本而提高的生产效率就是资本的净生产力。资本具有净生产力是资本能带来利息的根源。 迂回生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迂回生产经济学 编辑 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理论。 系统历史唯物论，是迂回生产经济学的基础层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其核心思想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划分了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五种形态只是人类发展五个特殊阶段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系统统一的“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并没有达到系统的程度。其实，动物也有物质生活方式，比较可知，动物物质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直接消费（直接消费从自然界获得的生活资料）；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特点是迂回生产（通过发展生产工具迂回地获得生活资料）。显然，迂回生产是区别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类系统统一的物质生活方式，马克思所说的五种形态不过是迂回生产方式的逻辑展开和历史过程。 组织生态理论和成本化解理论。组织生态指以人和工具为元素的各种组织及其环境所构成的体系，组织生态是迂回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迂回生产起源于工具的发明，但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不限于工具发明及其发展，人类建立组织及形成组织生态的活动也是迂回生产，而且是更高层

英伦热议：美中贸易战“特朗普捡芝麻丢西瓜”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58504# 中美走向贸易战边缘是周一（6月4日）英国媒体关注的内容，倾向保守的《每日电讯报》专栏文章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危险在哪里，以及美国在哪里应对失误。 《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作者朱丽叶·塞缪尔（Juliet Samuel）撰文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坐大，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特朗普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英国和欧盟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欧盟虽然应该有战略性的贸易政策，但是由于欧盟面对出现问题的单一货币政策和移民制度而无暇顾及其他，此外英国脱欧令欧盟和英国安全联盟出现问题，更让欧盟穷于应付。 专制+重商模式 而与此同时中国对资本主义和全球贸易的挑战一直有增无减。面对挑战，西方并没有直面问题，而是一拖再拖，一直在回避中国这个巨大的问题。 按照朱丽叶·塞缪尔的看法，西方的问题是把中国想错了。西方按照冷战胜利的经验，认为中国民主化或崩溃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只要中国大量出现中产阶级，他们就会产生政治诉求。 但中国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富裕和技术进步加强了中共的统治。西方自由理念面对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这种新出现的专制主义加重商主义模式。 作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危险性在于其有效性。中国在大规模投资教育和科技以及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了社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重要内容：技术盗窃，国家补贴，国有制……另外还辅以宣传，审查，监禁，处决，刑罚，强迁，大规模监视以及社会改造。 伦敦的商业报纸《都市上午》报道说，世界经济正接近中美贸易战边缘，中国警告美国不要施加新关税。 根据新华社公布的一个声明，中国发出实施报复的警告：如果美国实施贸易制裁，将作废北京和华盛顿之前贸易会谈的所有承诺。 此前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会谈后，中国表示准备增加进口。但现在中国的声明说，"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罗斯访问中国之前，华盛顿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关税。 西方需要齐心合力 英国报纸都报道了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是美国对钢材铝材进口施加关税也激怒了美国的盟国。特朗普

为什么说奥威尔的《1984》可能是在讽喻当今 http://www.bbc.com/ukchina/simp/vert-cul-44333736 吉恩•西顿 Jean Seaton 2018年 6月 1日 分享平台 Facebook  分享平台 Twitter  分享平台 Messenger  分享平台 电邮  分享 ，Image copyrightREBECCA HENDIN 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描述的阴暗恐怖的极权主义寓言《1984》，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心灵震撼。扑面而来的是感知上的认同，书里的内容似曾相识：两套思维（同時相信两套直接矛盾的思维或语言）；层出不穷的新口号；思想警察；把异见者推向痛苦、绝望和绝灭的"友爱部"；策动战争的"和平部"；炮制下流作品以毒化大众的机器。奥威尔使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些‪政权是如何运作的。‬ 如今我们又可以用崭新的方式来读《1984》了 ：通过焦虑中的恐惧，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这世界，究竟离奥威尔描述的地狱还有多远。这是先知者的预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也许有启迪性。它能感染人，也许有创意，有憬悟，有实用价值？绝对有。这部发表于1949年6月8日的作品，对于生活在饥饿疲惫和绝望的废墟中的那些饱受摧残的人们来说，更具有切肤之痛，使他们有了武装。 文学叙事如何塑造了世界 企业封杀某些词汇不是审查那是为何？ 穿什么衣服才能够躲避智能监控？ 中国互联网为何能超过西方国家？ ，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让人晕头转向的开卷第一句，"四月里的一个阳光明媚冰寒彻骨的日子，时钟指向十三点"，定义了现代暴政的独特表征。主角温斯顿（Winston Smith）的职业是"真理部"的审查员，为了适应国内当前的政治需要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联盟，天天篡改历史。他和他的同事被全面监视和全面领导的"老大哥"圈养在一个被控制的单位中。在《1984》的故事里 ，电视屏幕监视着每个人，人人相互监控，相互告密揭发。今天的社交媒体也正是在收集我们的每个举动，记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在网上发表了什么言论。监控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它甚至可以预测我们下一个选择。模拟消费者的选择，

观点：中国是否找到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45999#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1989年6月4日，军队和武警在北京开枪屠杀； 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获得组阁权，开始了共产党在苏东的全面崩溃。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所谓的“八九暴乱”后，行使最后定夺权的邓小平不是没有愧疚心的。他在接待“戒严”部队官兵时，把侥幸过关归功于改革带给人民的实惠，而不单是枪弹的威吓。 但到了“大国崛起”时代，官方的御用文人用教训的口吻对“八九一代”说： 你们曾经试图和共产党赌青春，你们输了。现在你们如果还试图赌你们的人生，还一样会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我们不仅赢了，我们还对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价值上升为真理性的本题价值。这种心态的转变反映在了“四个自信”上面。 1989年，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难道中共真的找到了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为了避免陷入奥威尔所说的“两面语”，我必须给出民主的确切定义： 由开放、公平、竞争性选举而选举出的政府，由于选民和政务官员之间的竞选纽带而产生的政府政治责任，这样的政治治理体制就是民主制。但中共根本否定了竞选的价值，也就必然丧失政治责任，“官有、官治” 的寡头体制就在所难免。 权力可以以暴力的赤裸形态存在，制度化进步把它变成更具理性和程序的权威，更高层次的民主化再进一步赋予它合法性。在这一权力演变的逻辑中，第一阶段通常会是天下纷争的乱世，第二阶段在伟大的统一者建功立业后出现，而进入第三阶段就必须配以大众参与，提供民主体制运作和维持的能量。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后把中国带入“十年动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就是要进行制度化构建、避免个人集权带来的权力任性。邓也提出了不同时间表的大选、民主化许诺。八九学生运动的实质其实是对专制权力提出民主化转型要求，以切实杜绝专制、官僚制度和腐败的弊端。不幸的是，在派系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运作下，无辜而单纯的学生成了牺牲品，一个“动乱”的大屎盆子扣在了学生和民众身上。 从此以后，老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四项基本原则”做补充：恐惧、仇恨、谎言、暴力。在新威权主义的思维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