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如何在中国“隐遁”了？(杨鹏、杨煦生等：)

上帝如何在中国“隐遁”了？(杨鹏、杨煦生等：) 本期嘉宾：杨鹏 秋风 杨煦生 梁涛 2014-08-27第286期 导语 7月以来，由腾讯思享会策动的“上帝在中国”之讨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此讨论由知名学者、刚卸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先生所著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引发。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围绕“上帝、天道与儒家”这个主题，继续讨论“上帝在中国”这一话题。以下为学者发言实录： [全文实录] 君主集权制只宽容追求个体超越的宗教 杨鹏（著名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君主集权的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宗教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垄断以后，对佛、道的发展蛮宽容的，少数时期有过灭佛现象，但总的来说比较宽容。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较个人化的宗教，讲的是个体超越，不是集体性的宗教。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不会是一个集体性行动，没听说大家约着为成佛而奋斗的，也没听说大家为了修仙，集体行动抛头颅洒热血。只要不是集体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政治组织性的危险性就比较小。 中国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当朝廷维稳的眼睛看佛道时，会感到佛道本质上威胁不大，但对集体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紧张。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坛祭祀时，文武百官几千人，到那儿向“上帝”汇报工作，乞求风调雨顺，保政权长治久安。身为天子，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选择。“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样的提法，不过是天命选择的现代表达。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体性的宗教，拥有团结凝聚的力量。民间宗教，主要是个人化的宗教有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特殊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谁一旦打出上帝的旗号，或者类似上帝集体行动的旗号，朝廷就非常紧张。谁一开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着他要争天命，想当天子，而且马上因信众而拥有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谁拜上帝，就面临生死搏斗。 中国知识界由上天信徒堕落为天子门生 杨鹏（著名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身为学者，我自然关心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问题，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从阶级分析角度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身上，“皮不不存，毛将焉附”，总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从中国历史来看，儒、释、道的文化后面，形成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吃皇粮，依附在皇权和官僚系统上的。二是和尚群体，这是依靠在佛寺系统的，吃捐款、佛产及佛法服务，相比起儒生来，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三是道士群体，依靠在道观系统，吃捐款，也吃法事、医疗服务，也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 佛、道之独立，是一种法外之人的独立，是不参与公共领域的独立。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儒家士大夫，是难以独立的。如果表达出来的公共观点与君王官僚们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我信天，我信上帝，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至尊的敬仰对象，人间没有我的崇拜对象，我对世俗力量就有一种内在超越性，我与其他人就容易有真实的平等心态。如果失去了直接与上帝沟通的信仰能力，而是围绕着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旋转，人与人之间就难有平等感。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天”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虽然孔子到处谋官，让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他“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对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赖！但在董仲舒之后，知识界的精神就不再围绕“天”，而只是围绕“天子”旋转了。科举制，最后谁签字让谁当状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既是世俗领袖，又是精神、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我是你们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们的导师。中国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师一体化，既是君王又是导师，最高境界是导师，那是一个宗教权力。于是，中国知识界逐渐由上天信徒变成了天子门生。 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杨鹏（著名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演进，台湾的特点是，在宗教自由环境下形成了新的宗教生态，基督教、革新后的佛教、传统的道教，各有自己空间，谈不上有台湾自己的主流宗教。中国大陆不同，大陆的宗教发展，当然革新后的佛、道都会有发展，但信仰上帝的宗教的发展将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公共精神问题。中国公共精神的建设，要破除君王对“上帝”、对“上天”敬仰的垄断，要从“上帝”、“天”信仰的大众化开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顺帝之则，敬天保人”。从世界交流来看，中国未来公共精神发展会受基督教很大影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动，信仰上帝，关爱人间。在中国“上帝”信仰的基础上，在中国“天人之际”的文化基础上，在中国上帝学和天学的基础上，整合中国原有的天人文化，开放面对世界各大宗教、世界上帝学和世界天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和天道为核心的信仰文化。帝生道，道生心，心生法，法生万物，贯通儒释道法阴阳，融汇世界宗教，成中华之教，服务人类共同的未来。 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上帝跟天有很大的区别，正好有成熟的宗教供我们对比讨论。首先是《圣经•约翰福音》中有一句话“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其次，《论语•阳货篇》中有一章，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讲了两遍“天何言哉”，以此强调了，天不言。这两段话，至关重要。它们说明了，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就是言还是不言。 在中国文明中，上帝和天同时存在。中国人后来基本上倾向于天的崇拜，而不是上帝的崇拜。这个过程曾经有过很多次反复，这个反复不仅仅是在商周之际，在五帝时代就有。这种反复昭示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神人杂糅，一种是神人两分，就是“绝地天通”。神人杂糅的本质是，神可以言，神和人可以对话。绝地天通的基本含义是神不再降临于人间，神不通过某个人显现自己，其根本正是神不再说话，这是核心。“天何言哉”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共识，如庄子、韩非子、老子，还有其他诸子，都曾说过“天不言”。回过头看基督教，上帝的本质就是“言”。《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反复出现“神说”。我特别注意到摩西和上帝的一段对话，摩西对神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善言的人，特别不会说话。上帝说，那怕什么，我让你能言。 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信天和信上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尽管他们都是最高的，但完全不同。而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 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中国文明有很多特点，这个特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天不言。因为不言，所说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对象是天，而不是上帝。上帝具有较为完整的人格化特征，核心是言。不言，所以是天；言，就是上帝。天不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天。 但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祭它，没有意义。当天不会说话时，你祭它，有什么意义？天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具体地生活，也不能救赎你。所以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般是敬天，而不祭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上天所生。那么，为什么皇帝要祭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象征或者保证。《尧典》里一开始说，尧有钦、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协和万邦。接下来就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讲圣人敬天，进而则天，为人间制作历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与天合一。历法就是天之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循天道而生。但因为皇帝要扮演着某种圣人的角色，如颁布某部立法，所以他会去祭天。 “上帝隐遁”是值得追究的精神事件 杨煦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孔子以后，在儒学内部或者在中国文化内部，有一个对“超越性”部分的遗忘的问题。不说被抛弃或者被忘记，但确实有一个对“天”、对“帝”，对孔子作为依据的那些超越背景的慢慢遗忘的问题。我并不觉得“超越性”就消失了或者消解了，而是觉得被什么东西遮蔽了，以一些形式“隐遁”了。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超越性”用别的形式寄生、转型、变形，最后到现在，成为大家所看到“超越性”的似乎接近消失。“隐遁”的概念，不是恶意的，仅仅是遮蔽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大家慢慢习惯的精神事件。“超越性”的“隐遁”的过程，是孔子以后发生的。然后宋儒搞新兴儒学，极大程度地强化了这个“隐遁”过程。现代儒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宋儒的深化。 上帝崇拜，中华文明之开端，这个东西后来怎么就隐遁了？或者怎么就被隐遁了？还有周公制礼作乐，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文明的基础，这与上帝隐遁有关系吗？现在被大家公认的中国文明，从社会学角度，从古史角度，真正奠基时期是周公时代。周公时代，大变局之时代，那种曾有过的“超越性”追求，是不是在那个时代突然内化了？然后通过动宗教权力的垄断来确立政治的合法性，来保障政治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做法，过去就开始，以后不断发生，直到今天。但为什么超越性的东西在文明中的地位，突然发生转型了？这是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从古史角度、社会学角度、人类学角度，当然首先是从精神角度看这个问题。这部分研究，对我们今天意义重大。我们面对的，刚好是三千年以来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局，我们很悲哀生活在这个时代，体会到这可能是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的时代，乱七八糟的时代。这样的混乱时代，正需要重新探索和梳理我们的精神生活结构，重新思考我们生活的根基，并且是在本民族现有的思想传统的框架里。 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请回来吗？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人今天需要一个上帝吗？是否需要将上帝重新请回来吗？认为需要的，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我们缺乏信仰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够真诚，比较实用、比较现实，所以需要有一个上帝，需要一双上帝的眼睛，使我们变得虔诚起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利就有弊，重实用对于信仰而言固然是一种弱点，但也可能不那么偏狭，具有了包容性，而信仰过于绝对，就会有严苛、排他的一面，所以仅仅以信仰为理由还是不充分的，除非你认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都还不算是信仰。 还有一个理由，认为如果没有上帝，就缺乏限制、制约君权的力量，但是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神权同样是需要制约的，而且神权往往比君权更严酷、更可怕。想想中世纪神权下的欧洲与同时代君权下的中国，哪个更为严酷？哪个社会老百姓生活得相对自然、轻松一些呢？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君权下的中国。皇帝只管你交税纳粮，虽然也有教化的问题，但对思想不会管那么多。中国古代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引水，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基督教的社会中恐怕就没有这么自由、洒脱了。 另外还有独立人格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中国人没有培养起独立人格。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仅仅从儒家传统来看，哪些儒者最具有独立人格的呢？显然是心学一派，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以后有陆王。可是这一派恰恰是不那么强调天或者上帝的，他们重视的是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对于心学派的独立人格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说明独立人格不一定非要上帝。 中西方的上帝类型不同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有没有上帝？是否信仰过上帝？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人类学、宗教学已证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一个神权时代，有一个信仰神的时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上帝在中国”是成立的。但我们有过什么样的上帝？中国文献比如甲骨文中的“上帝”是不是就是西方的God、耶和华？我们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上帝？或者说上帝为什么隐遁了？让位给“天”或者“天道”？这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此上帝非彼上帝，上帝类型不一样。而类型不同发展也就不同，不同的上帝类型决定了不同中西不同的宗教发展路向。 钱穆说过，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与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然后又说，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争议，也比较抽象。但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天”换成“上帝”，是说将上帝与人分别来讲，是离开了人来讲上帝，这个讲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上帝不受人的影响，人不能要求、影响上帝更不能发号施令。钱穆认为，在这一点上中西是不同的。他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饶宗颐教授认为，中国人在天人关系上实际是“天人互益”，也就是天人互助，是一种行动境界，通过实践把天道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天人关系中的天一定是向天道发展，而不是上帝。上帝是有位格的，而天道可能是一个法则，是创生的根源，却不必具有人格性。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和而不同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我们究竟应该向基督教文化学习什么？是重新请回上帝，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当然这里有个立场的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当然会坚定地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并要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到上帝的踪影。如果你没有基督教的立场，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你的选择就可能会有所不同了。未来的中华文化恐怕还是多元一体的，传统的儒释道加上回耶，多元互补，和而不同。这样一种多元结构并不能靠上帝来完成，相反还可能引起诸神之争。毕竟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宗教，如果没有经过启蒙运动或者宗教改革，基督教也是很可怕的。而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康德出生于路德宗的家庭，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但康德突出人的主体性，称人为自然立法，则可能是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杜维明、成中英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西方传统中一定是上帝立法，人怎么敢去立法？所以康德称他的哲学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也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促成的。 所以，没有必要从中国历史中找寻出一个上帝来，即使找到了也与西方的上帝不是一个类型。民族文化的重建不在于请回上帝，传统的天道较之上帝更具有包容性，更有利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重建。基督教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博爱精神，谈上帝不能不谈基督，基督既是神性的也有人性的，他用人性的方式将神的博爱精神展现于人间。对于儒家文化来说，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儒家的“生生之仁”、“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融合，可能是儒学重建的一个努力方向。 结语 毫无疑问，历史上“上帝在中国”是成立的。那么现在， 中国人是否需要一个上帝呢？有必要将上帝重新请回来吗？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