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找到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观点：中国是否找到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45999#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1989年6月4日，军队和武警在北京开枪屠杀； 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获得组阁权，开始了共产党在苏东的全面崩溃。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所谓的“八九暴乱”后，行使最后定夺权的邓小平不是没有愧疚心的。他在接待“戒严”部队官兵时，把侥幸过关归功于改革带给人民的实惠，而不单是枪弹的威吓。
但到了“大国崛起”时代，官方的御用文人用教训的口吻对“八九一代”说： 你们曾经试图和共产党赌青春，你们输了。现在你们如果还试图赌你们的人生，还一样会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我们不仅赢了，我们还对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价值上升为真理性的本题价值。这种心态的转变反映在了“四个自信”上面。
1989年，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难道中共真的找到了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为了避免陷入奥威尔所说的“两面语”，我必须给出民主的确切定义： 由开放、公平、竞争性选举而选举出的政府，由于选民和政务官员之间的竞选纽带而产生的政府政治责任，这样的政治治理体制就是民主制。但中共根本否定了竞选的价值，也就必然丧失政治责任，“官有、官治” 的寡头体制就在所难免。
权力可以以暴力的赤裸形态存在，制度化进步把它变成更具理性和程序的权威，更高层次的民主化再进一步赋予它合法性。在这一权力演变的逻辑中，第一阶段通常会是天下纷争的乱世，第二阶段在伟大的统一者建功立业后出现，而进入第三阶段就必须配以大众参与，提供民主体制运作和维持的能量。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后把中国带入“十年动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就是要进行制度化构建、避免个人集权带来的权力任性。邓也提出了不同时间表的大选、民主化许诺。八九学生运动的实质其实是对专制权力提出民主化转型要求，以切实杜绝专制、官僚制度和腐败的弊端。不幸的是，在派系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运作下，无辜而单纯的学生成了牺牲品，一个“动乱”的大屎盆子扣在了学生和民众身上。
从此以后，老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四项基本原则”做补充：恐惧、仇恨、谎言、暴力。在新威权主义的思维指导下，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四子”登科。但天安门广场镇压后的十几年，中共模仿了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实行了“硬国家、软市场”的方针。尽管中共带有强烈的“市场化的列宁主义”色彩，但民众集体投入逐金大潮、加之国际生产链的重组和中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奇迹”出现了。
亚洲民主道路
但经济的发展是否就让中共的治理体系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通俗地表现了经济业绩带来的民众暂时温顺并非心理上认可政权的正义性。而亚洲国家的历史也显示出同样的挑战。日本出现过两次经济奇迹： 明治以后和二战以后。前次因军国主义而被毁，后一次也遭遇危机进入20多年的衰退，但民主体制保证了没有出现前一次的灾难后果。
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的30年取得了联合国社会经济指数衡量的最佳业绩，但并未挽救苏哈托家族灭亡的命运。
台湾是二战以后、二十世纪后半叶GDP平均成长率最高的，国民党同样不得不开放党禁、接受民主。
韩国的光州事件、泰国1976年的政法大学事件、缅甸1988年的镇压都是同样的故事。最近马来西亚的首次政党更替是又一个新例。
总之，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对现状的满意和对政权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温顺的“不叫的狗”。但长期的经济发展会滋生后物质主义的诉求，如环保、女权、网络自由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期和危机，就会引发社会运动，从而开启民主化进程。
“完美专政”之后
BBC illustration for Chinese censorship piece
面对日益成熟的、具备更高全球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共却采取了更简单、粗暴的方式行使权力。在习近平任期，党国消灭了个人，意识形态官员开始排挤技术官僚(“看齐意识”成为提拔标准)，“硬国家” 开始鲸吞“软市场” (所谓国进民退)，行政疯狂弹压社会 (城管的肆意妄为可为一例)。发展型国家的三个基本前提，官员清廉、政府高效和社会公正，逐一丧失。
相对于毛泽东的 “封建法西斯专政”，今天的政体则是 “完美的专政”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因·林根的说法)。21世纪的高科技 (电脑技术、大数据、大众传媒、脑神经科学等) 为一个权力实用主义至上、杂揉古今中外权术厚黑学的政权提供对13亿人的全息、全天、全方位的控制。这种前所未有的垄断权力就是中共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专政。
是否这样天衣无缝的控制就可以保证专制政府最需要的领导地位呢? 问题在于，当今的中共领导或其所谓的国师、智囊根本没有意识到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受制于两大定律： 资源稀缺定律和投资回报递减率。当一个国家不仅有军费的最快增速，而且维稳费用还经常大于军费，这个政权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资源投入产生的是负能量，因此，在政治领域制造出“熵”现象，也不断在增加体系大溃败的风险。
为了避免最终的溃败，中共治理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扩展到 “枪杆子里面出真理”。对八九镇压的评价也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其实，历史并未终结，成败尚无最终定论。2018年的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可能还无法以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来预测民主化是否一定会发生，但我们可以以概率论来判断，中国民主化正在成为大概率事件，鹿死谁手还有待新的历史博弈。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45999#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1989年6月4日，军队和武警在北京开枪屠杀； 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获得组阁权，开始了共产党在苏东的全面崩溃。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所谓的“八九暴乱”后，行使最后定夺权的邓小平不是没有愧疚心的。他在接待“戒严”部队官兵时，把侥幸过关归功于改革带给人民的实惠，而不单是枪弹的威吓。
但到了“大国崛起”时代，官方的御用文人用教训的口吻对“八九一代”说： 你们曾经试图和共产党赌青春，你们输了。现在你们如果还试图赌你们的人生，还一样会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我们不仅赢了，我们还对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价值上升为真理性的本题价值。这种心态的转变反映在了“四个自信”上面。
1989年，在民主阳光道和专制独木桥之间，中共选择了中国特色的专制。
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
难道中共真的找到了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为了避免陷入奥威尔所说的“两面语”，我必须给出民主的确切定义： 由开放、公平、竞争性选举而选举出的政府，由于选民和政务官员之间的竞选纽带而产生的政府政治责任，这样的政治治理体制就是民主制。但中共根本否定了竞选的价值，也就必然丧失政治责任，“官有、官治” 的寡头体制就在所难免。
权力可以以暴力的赤裸形态存在，制度化进步把它变成更具理性和程序的权威，更高层次的民主化再进一步赋予它合法性。在这一权力演变的逻辑中，第一阶段通常会是天下纷争的乱世，第二阶段在伟大的统一者建功立业后出现，而进入第三阶段就必须配以大众参与，提供民主体制运作和维持的能量。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后把中国带入“十年动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就是要进行制度化构建、避免个人集权带来的权力任性。邓也提出了不同时间表的大选、民主化许诺。八九学生运动的实质其实是对专制权力提出民主化转型要求，以切实杜绝专制、官僚制度和腐败的弊端。不幸的是，在派系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运作下，无辜而单纯的学生成了牺牲品，一个“动乱”的大屎盆子扣在了学生和民众身上。
从此以后，老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四项基本原则”做补充：恐惧、仇恨、谎言、暴力。在新威权主义的思维指导下，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四子”登科。但天安门广场镇压后的十几年，中共模仿了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实行了“硬国家、软市场”的方针。尽管中共带有强烈的“市场化的列宁主义”色彩，但民众集体投入逐金大潮、加之国际生产链的重组和中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奇迹”出现了。
亚洲民主道路
但经济的发展是否就让中共的治理体系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通俗地表现了经济业绩带来的民众暂时温顺并非心理上认可政权的正义性。而亚洲国家的历史也显示出同样的挑战。日本出现过两次经济奇迹： 明治以后和二战以后。前次因军国主义而被毁，后一次也遭遇危机进入20多年的衰退，但民主体制保证了没有出现前一次的灾难后果。
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的30年取得了联合国社会经济指数衡量的最佳业绩，但并未挽救苏哈托家族灭亡的命运。
台湾是二战以后、二十世纪后半叶GDP平均成长率最高的，国民党同样不得不开放党禁、接受民主。
韩国的光州事件、泰国1976年的政法大学事件、缅甸1988年的镇压都是同样的故事。最近马来西亚的首次政党更替是又一个新例。
总之，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对现状的满意和对政权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温顺的“不叫的狗”。但长期的经济发展会滋生后物质主义的诉求，如环保、女权、网络自由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期和危机，就会引发社会运动，从而开启民主化进程。
“完美专政”之后
BBC illustration for Chinese censorship piece
面对日益成熟的、具备更高全球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共却采取了更简单、粗暴的方式行使权力。在习近平任期，党国消灭了个人，意识形态官员开始排挤技术官僚(“看齐意识”成为提拔标准)，“硬国家” 开始鲸吞“软市场” (所谓国进民退)，行政疯狂弹压社会 (城管的肆意妄为可为一例)。发展型国家的三个基本前提，官员清廉、政府高效和社会公正，逐一丧失。
相对于毛泽东的 “封建法西斯专政”，今天的政体则是 “完美的专政”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因·林根的说法)。21世纪的高科技 (电脑技术、大数据、大众传媒、脑神经科学等) 为一个权力实用主义至上、杂揉古今中外权术厚黑学的政权提供对13亿人的全息、全天、全方位的控制。这种前所未有的垄断权力就是中共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专政。
是否这样天衣无缝的控制就可以保证专制政府最需要的领导地位呢? 问题在于，当今的中共领导或其所谓的国师、智囊根本没有意识到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受制于两大定律： 资源稀缺定律和投资回报递减率。当一个国家不仅有军费的最快增速，而且维稳费用还经常大于军费，这个政权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资源投入产生的是负能量，因此，在政治领域制造出“熵”现象，也不断在增加体系大溃败的风险。
为了避免最终的溃败，中共治理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扩展到 “枪杆子里面出真理”。对八九镇压的评价也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其实，历史并未终结，成败尚无最终定论。2018年的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可能还无法以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来预测民主化是否一定会发生，但我们可以以概率论来判断，中国民主化正在成为大概率事件，鹿死谁手还有待新的历史博弈。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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