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
贺卫方：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
据BBC中文网5月22日报道，中共党刊《红旗文稿》和官媒《环球时报》先后刊文指中国不宜实行宪政，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说，改善现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并指中国实行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权贵资本主义现象”。
《红旗文稿》刊载的是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杨教授在文中指宪政是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适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贺卫方解释说，长期以来就有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宜实行宪政的争论。这种理论适合的是马克思理论基本教义派的想法，但是现在中国出现了他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正显示政府需要监督和节制权力。他认为，这也显示了中国实行宪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2日《环球时报》刊载了题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评，指呼吁实行宪政是“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该篇社评表示，“宪政说”误导知识分子，但是没有实践基础，并形容“宪政说”已经沦为“空洞的口号”。
贺卫方说，这种论点就是基于“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一切的矛盾和冲突也都是经由党来
中国学者驳党刊：宪政理念适合各国
贺卫方：“中国梦”是一个怎样的梦
贺卫方：中国通过人权公约前景不乐观
两会前学者联署再吁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解决。他否定中国现在没有经济基础或者人民知识不足以建设宪政的论点，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远好过英国在17、18世纪实行宪政的时候。
贺卫方也不同意孙文学说的“军政、训政、宪政”阶段论，他表示，不论是经济、民智的“条件论”还是孙文的阶段说都是为了继续执政而想出来的借口。贺卫方说，就像学游泳一样，不能指望一个人不用下水就能学会游泳，而民主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民主的向往也是与生俱来的。他说，他怀疑建设宪政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
张汝儁(俊）(1713865084) 16:38:14林毅夫：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 过去30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是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道路。一方面继续给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以必要的保护，同时放开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的禁锢。这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把市场中不能存活的大型产业保留住了，要素市场常常被扭曲，包括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
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它的实力，但是不能进入公平竞争。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走完像吴敬琏老师强调的，一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快速发展的潜力，而且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各方面的资源等会跟着改善，收入分配也会跟着改善。
经济学家周其仁：既得利益总被“大词汇”包围
读这本书的当中有很多感受，很多感慨。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32年了还要推进？
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既得利益总有一些东西包着它，就是“大词汇”，动不动就是主义，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可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了。他说他代表社会主义，那么说改革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反动？多数人不能讲话，只好你想咋办就咋办。
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举个例子，中国移动早就搞过飞信，搞不起来，人家搞出一个微信，几亿人在用，马上就说收费，这是什么主义？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纯粹是市场经济当中进步动力不足的部门压进步动力足的部门。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
吴敬琏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断对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他自己的一些观点，不管官方怎么认为，他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另外，吴教授作为经济学家，他是首先提出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点，他是最早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深化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的著名学者。
经济学家吴敬琏：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我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时，满脑子就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后，看了100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叫高铁奇迹，一个叫重庆奇迹。然而，这个药方能解决问题，还是进一步加深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
中国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这个以前得到过共识，而且在“九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实际呢？“十二五”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听了报告后特别满意，临走时，问我一个问题：为何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会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影响，始终存在双重体制消长的问题。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不断出现新的十字路口，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经济改革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据BBC中文网5月22日报道，中共党刊《红旗文稿》和官媒《环球时报》先后刊文指中国不宜实行宪政，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说，改善现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宪政，并指中国实行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权贵资本主义现象”。
《红旗文稿》刊载的是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杨教授在文中指宪政是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适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贺卫方解释说，长期以来就有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宜实行宪政的争论。这种理论适合的是马克思理论基本教义派的想法，但是现在中国出现了他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正显示政府需要监督和节制权力。他认为，这也显示了中国实行宪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2日《环球时报》刊载了题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评，指呼吁实行宪政是“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该篇社评表示，“宪政说”误导知识分子，但是没有实践基础，并形容“宪政说”已经沦为“空洞的口号”。
贺卫方说，这种论点就是基于“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一切的矛盾和冲突也都是经由党来
中国学者驳党刊：宪政理念适合各国
贺卫方：“中国梦”是一个怎样的梦
贺卫方：中国通过人权公约前景不乐观
两会前学者联署再吁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解决。他否定中国现在没有经济基础或者人民知识不足以建设宪政的论点，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远好过英国在17、18世纪实行宪政的时候。
贺卫方也不同意孙文学说的“军政、训政、宪政”阶段论，他表示，不论是经济、民智的“条件论”还是孙文的阶段说都是为了继续执政而想出来的借口。贺卫方说，就像学游泳一样，不能指望一个人不用下水就能学会游泳，而民主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民主的向往也是与生俱来的。他说，他怀疑建设宪政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
张汝儁(俊）(1713865084) 16:38:14林毅夫：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 过去30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是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道路。一方面继续给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以必要的保护，同时放开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的禁锢。这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把市场中不能存活的大型产业保留住了，要素市场常常被扭曲，包括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
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它的实力，但是不能进入公平竞争。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走完像吴敬琏老师强调的，一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快速发展的潜力，而且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各方面的资源等会跟着改善，收入分配也会跟着改善。
经济学家周其仁：既得利益总被“大词汇”包围
读这本书的当中有很多感受，很多感慨。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32年了还要推进？
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既得利益总有一些东西包着它，就是“大词汇”，动不动就是主义，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可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了。他说他代表社会主义，那么说改革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反动？多数人不能讲话，只好你想咋办就咋办。
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举个例子，中国移动早就搞过飞信，搞不起来，人家搞出一个微信，几亿人在用，马上就说收费，这是什么主义？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纯粹是市场经济当中进步动力不足的部门压进步动力足的部门。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
吴敬琏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断对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他自己的一些观点，不管官方怎么认为，他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另外，吴教授作为经济学家，他是首先提出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点，他是最早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深化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的著名学者。
经济学家吴敬琏：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我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时，满脑子就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后，看了100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叫高铁奇迹，一个叫重庆奇迹。然而，这个药方能解决问题，还是进一步加深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
中国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这个以前得到过共识，而且在“九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实际呢？“十二五”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听了报告后特别满意，临走时，问我一个问题：为何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会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影响，始终存在双重体制消长的问题。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不断出现新的十字路口，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经济改革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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