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希特勒如此仇视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希特勒如此仇视马克思主义?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677891


作者:Roonherz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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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纳粹为何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一点看法。两种极权主义体制之间的竞争、二者所在国的两个军国主义传统之间的矛盾,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如工人阶级无祖国、世界革命之类的宏大理想,它是超国家、超民族的。但纳粹是浪漫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它的根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日耳曼或雅利安人是优等种族,这是纳粹扩张和日耳曼应支配欧洲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次,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是“唯物主义的”,但纳粹非常推崇民族文化和德意志人在精神上的优越感,这甚至可以和中世纪帝国(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救世使命联系起来。据说纳粹是看不起布尔什维克的,认为它太鄙俗了,而纳粹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反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与希特勒和纳粹的反犹主义联系紧密。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犹太人众多,犹太人代表肮脏的资本拜物教等等),希特勒还以自己对基督教的解读来为反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寻找依据。他曾说,耶稣是雅利安人,而犹太人保罗已经从原始基督教内部开始为布尔什维克铺路。保罗将巴勒斯坦地区反犹太的雅利安抗议运动转化成一种超国家的基督教,从而也摧毁了罗马帝国。保罗凭借基督教,将罗马国家理念替换为超国家的帝国理念。保罗宣扬普世平等和一神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削弱罗马国家的权威……于是罗马布尔什维克化了,这种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罗马的效应,就如同今天我们在俄国看到的……保罗出自扫罗,卡尔-马克思出自摩尔多开(Mardochai,马克思祖父名为Mardechei)。(1941年10月21日的谈话,见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 II, p. 107).这段话表明,希特勒是在歪曲基督教为纳粹的民族国家辩护;犹太人,从保罗到马克思,在宣扬超国家的普世价值的同时也就摧毁了民族国家:而后者正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政治传统极端珍视和推崇的东西。P.S. 原因肯定很多,此一说仅供参考。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比如前者突出某个特选的阶级,后者突出的是特选的种族。“先进的阶级”、它应享有统治权:我以为这类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糟糕的东西。从阶级问题来看,它并非普世主义。至于题中说到的“出身下层”和“工人阶级”,我想那只是人的种种身份认同中的一个,民族身份、政治倾向(如激进还是保守)等等,也都是人的认同。也许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会突出或特别意识到自己的某一身份而忽略其他的身份:比如民族主义狂热之下会掩盖内在的阶级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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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小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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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末期的德国,可谓后院着火,国内政局剧烈动荡并最终爆发了十一月革命。这次所谓的“革命”是由全国各地一系列罢工、暴动和兵变互相响应而成,最终发展成地方性的夺权运动蔓延开来。十一月革命显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工人和士兵组成了苏维埃式的权力组织,其主导力量——社会民主党中的激进人士,不久后就组建了德共。十一月革命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使德国军队丧失作战能力,加速了德国战败二是迫使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代,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两件事,让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军官阶层大为震怒,他们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后方的革命葬送了前线唾手可得的胜利,一时间“刀刺在背”的阴谋论传说广为散布,魏玛政府及参与革命的泛左翼势力均被他们称为“十一月罪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具有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从战争伊始就呼吁反战的斯巴达克团。这还没完,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局势依然没有平静,这期间,刚刚复员的希特勒亲身经历了巴伐利亚革命被镇压的过程,并且参与了后期对共产党人士的调查和清算,以此作为政治生涯的开始。在之后的几年里,刚刚战败、经济凋敝还背负着大量债务的德国,叛乱和政变依然接连不断,以复员军人为主的自由军团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频频冲突,民主政体演化成混乱且无休无止的竞选、游说、斗殴,共产党也从未放弃过建立“国中之国”的努力。这一切在希特勒眼中都成为“德意志复兴”的巨大障碍。在本质上,希特勒不爽的是民主主义,他认为议会制度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反智、庸俗,是造成德国现状的根源;他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民主主义的极端表现,对其大加鞭挞。讽刺的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讲历史和阶级,而忽略了人的意志、情感和尊严,而他恰恰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反对这种“精神瘟疫”。希特勒固然鄙视无产阶级,斥之为懒汉和暴徒,他在回忆录中对此直言不讳,即使维也纳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也不曾出卖苦力谋生,他非常害怕沦为一名体力劳动者。但是后人评论希特勒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他的性格、主观意志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不然,希特勒早期的政治决断,有很多是投机的、顺势而为的,在魏玛时期,反共的姿态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得到财政上的支持,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在国会议题上与共产党合作过。这都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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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oboo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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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独裁者希特勒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希特勒仇视共产主义,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充满偏见,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犹太主义的学说,抛弃着了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的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永久的特权。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重要,用以剥夺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而希特勒真正的面目是什么样子?还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写道:“人种有优劣之分,优等人就是主人,主宰者,统治者,劣等的人就是奴隶,被统治者,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应该他统治世界。”从以上两种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希特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日耳曼人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种,而日尔曼人的国家-德国在这个世界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在他的眼里,人生下来就分三六九等,高等级的民族统治劣等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共产主义讲究人人平等,更追求世界大同,这样的思想在希特勒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他认为,假如共产主义统治了世界,人类所遵守的秩序就会被破坏,世界末日也将到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他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称为马克思犹太主义,而众所周知的是,希特勒对犹太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勤劳的犹太民族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取得了财富和地位,使希特勒这个种族主义者充满了嫉妒,在希特勒的眼里,这对最优等的日尔曼民族是不公平的,马克思本身又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学说被希特勒加上了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而遭到仇视,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战败对希特勒仇视共产主义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德国战败后,有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希特勒刻骨铭心,他将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共产党人的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影响,德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4月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宣布在巴伐利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但右翼势力发动暴乱,政府被推翻。4月13日慕尼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击败暴乱分子,夺取了政权,成立由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左翼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建立了共产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寿命短暂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这场革命是德国共产党发动的,其最高领导人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后来,这些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杀害了,革命遭到了镇压,革命果实也被资产阶级性质的社民党人所窃取。但德国人仍把德国战败的账全算在共产党人身上,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军人,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战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在后方罢工、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本来就仇视共产主义的希特勒作为其中参战的一员士兵自然更不例外。希特勒仇视共产主义也是为实现其纳粹独裁统治的实际需要。大家知道,德国战败以后,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最萧条的国家之一,失业人口高达550万人,绝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生活艰辛,资本主义制度让他们彻底绝望,他们迫切希望变革,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治理国家。而这时的德国,正有两种主义风起云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大家知道,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要达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长期的发展,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占人口少数的处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将会被占人口多数长期处于被剥削被统治地位的广大无产阶级取代,因此,共产主义的理论得到了一部分德国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者的支持。再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它的理论与共产主义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以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者为基础,但二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高度社会化的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两者在同一时代的背景下,为争取获得支持者,必定要展开一番斗争。说到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希特勒和当时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此使他们变得更加勤劳和智慧,也使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相对来说,他们也比较富裕,因此在经济萧条的时代即便受到冲击,也还比普通的德国人生活过得要好,再加上历史和宗教的影响,德国人对犹太民族本来就缺乏好感,希特勒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切。我们在本文的开始说过,希特勒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对犹太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都是犹太人操纵、组织和领导的结果。因为这些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有犹太人,并且控制德国政治的也是贪婪的犹太资本家。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希特勒毫不犹豫的将马克思主义贴上犹太的烙印,就是要让本来就对犹太人缺乏好感的德国人反对共产主义,从而可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待希特勒如愿以偿的登上独裁的宝座时,为了实现他错误的种族主义理想和战争的需要,又开始了对犹太民族的疯狂掠夺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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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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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把别人写的文章作为知乎回答吗?不管怎样,先贴上来不行再说哈,因为这文章实在很贴这个问题。下面是正文:叶子风老师写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左派奋青希特勒,这是我读完《我的奋斗》得出的唯一结论。  书老早就买下了,当时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就扔在一边。前阵子读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她多次提到纳粹的左翼根源印象深刻,于是翻出这本世界名著来,看能不能从中找到更多的启示。没想到才看到第二章,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这简直就是朗咸平教授每次演讲的开场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他坦荡荡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而这正是我们平时心中不断积攒却又苦苦压抑的情感。他人真好、他洞察现实、他很有良知,我们眼望着讲台不禁发出了赞叹。然后,熟悉朗咸平的人应该知道,该是谈“信托责任”的时候了。果然,希特勒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发展路径确立一个良好的原则;二是必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腐败的赘疣。”不过接下来,希特勒就和朗咸平分道扬镳了。因为通常说来,朗咸平会不停重复“信托责任”这个答案,直到所有听众的情绪由激昂转为冷静。但希特勒头脑太混乱了,焦点不集中,东拉西扯,给人的印象是“愤恨太多、责任太少”,似乎他的良心总欠缺了一点深度。这也反过来证明朗咸平不是希特勒,他文化水平高多了,立场坚定多了。  希特勒挥挥手,告别了良心经济学,继续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个弯,进了工人运动的机关大院。这里,曾经有一位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列尔,是普鲁东、马克思和列宁的大粉丝,他有一位著名门徒叫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实践家。希特勒大声疾呼道:  “倘若工会目的是改善国家基层里某一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能取得成效,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假如资方蒙昧无知,误解了正义和公理,那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而反抗个人的贪婪无理,以捍卫集体的福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如果争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当局未能有适合的解决之道,那么斗争的胜负只能取决于实力强的一方。如果劳工们和大资本家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劳工们就更应团结一致不畏强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这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内心是轻蔑的,因为他们沾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希特勒家境贫寒,但他发愤图强,勤思考、爱艺术,很早就成了理想主义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像牛博网网友一样反对前者,又像强国论坛网友般支持后者。他说,“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本来他情感上不憎恨犹太人,后来是理智说服了他。欧洲最流行的说法是犹太资本家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一直将信将疑,但随后他却发现犹太人操纵了新闻、艺术、文学和戏剧,这对于怀才不遇的这个文艺青年来说,才是真正的震惊和刺痛。接着他在政治活动中,又不可思议地发现犹太人在操纵思想和舆论,霸占了平民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念头涌现了:犹太人有惊天大阴谋,商业霸权、货币战争、文化侵略。怎么办?我们要狼图腾!日耳曼人要说不!抵制抵制抵制!希特勒痛恨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立,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学说”,却成了左翼战线上的主流。他认为,一定要揭穿这个犹太阴谋,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滥用了社会主义的美妙文字以欺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破坏日尔曼民族的团结,以“全球化”(当时叫“国际主义”)的口号劫掠德国的利益,实质是为犹太人的全球霸权服务。希特勒满脑子左翼思想,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那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将由谁来统治。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那么要与这个劲敌对抗,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为此发出严正警告:“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互相憎恨的人总是相似的。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者树为头等大敌,紧紧尾随他们身后,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把这种工具当作教育的艺术来运用,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群众有惊人的蛊惑力,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的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政治和暴力的决心”。对于对手发动群众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我深切地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希特勒处处模仿对手,以对方为自己的标尺。“我雇了两辆货车涂满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这是创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再没别的党曾经在汽车上插旗游街宣传。”“当时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招募党员方面,希特勒也是专挖对手的墙角,他认准了大家的支持人都是同一类人。希特勒自豪地记录了自己这一计谋的成功:  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共产党)来参加,他们常常结队而至,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混入其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与我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共产党员来我们这里捣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散发大量传单和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就是为了离间他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成群结队参加我党的大会,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摧毁我们“专制又反动的计划”。开会前的45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他们好像是火药桶,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到会时是敌人,到了散会,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握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张的主义是否正确。  后来,他们的党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也这样呼吁。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希特勒坚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会主义者,真为弱势群体代言。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筒抢过来,用自己的嘴说出社会主义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声的口号,这样才能踢走“伪社会主义”,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阶层的卖国和自私:“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钱袋;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他像韩德强般强调资本国有化有利于劳工:“资本纯粹是劳动的产物,它和劳动一起成为了左右人类活动的基础因素。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这样便就可以定下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是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他像甘阳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战斗,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再被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他像韩少功般忧患商业腐蚀:“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明显了。富者和贫者比邻而居,势必酿成悲惨的后果。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风气败坏到了这等地步。”他还像孔庆东般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虚伪:“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可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骗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文化事业的。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习性,积重难返。”深揭狠批所有恶势力后,他又像一名“乌有之乡”的忠实信徒开始谈希望,谈理想,谈国家干预分配,谈共建和谐社会:  “我党的任务之一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坚持一个原则,反对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享受。  要实现这件事,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必须有精细的规定并建立起分配的标准,使得诚实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幻想,不要以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容许且不可能能实现这种理想。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于去妄想乌托邦马上降临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自暴自弃,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铲除弱点,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要实现,途中必有种种障碍,这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我们更要尽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后的目的。”  相似的人连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线左派的方式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归为走资派。布尔什维克对付纳粹如出一辙,斯大林咒骂它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贬低它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反过来,希特勒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他把他们定义为“左奸”,名左实右的走资派。而完成这一论证,他借助的是一种阴谋论,“犹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通往资本家势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在剪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重要的在于世界观,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学说获得流行。”但其终极目的是为犹太富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的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工运鼓吹国际主义,和大资本家全球化的战略一致的:“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希特勒的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后来存在主义流行时,雷蒙·阿隆在萨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圈里,这种魔鬼学还在流行,只不过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不是通过“犹太人”,而是通过“美国人”、“白种人”或“西方人”。但回头再看,作为一代左派宗师,希特勒确实建树良多,为各种先进代表思想开了风气之先。他像司马平邦般嘲笑“普世价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并不准备去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施结果,那么,既希望以种族去估量个人价值,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马南般指出“普世价值”只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宁华般抨击“造谣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不能不去捕鼠一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它用过严刑峻法吗?绝对没有: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上重的罚令而已。”他像黄万盛般歌颂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引发力量,他们的理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这时的希特勒三十多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他是在狱中艰难地完成了这本著作。人们经常谴责他当上元首后的霸道蛮横,而总是忘记了他曾是一介贫寒的老百姓,一个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个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论家,一个为民族利益牵肠挂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在上台之后,依然怀抱理想,尽力兑现自己对低下层人民的诺言。他主张“国家监督和领导国民经济”,他没收私人工厂将其国有化,打击以宋鸿兵所痛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大幅提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的小康社会。希特勒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划归“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哪一个在掌权之后不是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呢?如果“国际主义”属于左派,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实践。其实,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承认自己和共产党人有非常雷同的梦想:“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当然,还是必须看到,希特勒与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种族仇恨”以及相关的“种族屠杀”。虽然纳粹党杀人集中而残暴,但在受害者数量上,远远比不上那些红色政权基于“阶级仇恨”带来的“阶级屠杀”。而且,希特勒死于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众弟子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固然斗志可嘉,却是不够纯粹、不够彻底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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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意译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马克思倡导的是国际主义,或许可以说是international socialism。在中国,民族主义者最痛恨国际主义者。德国应该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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