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

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 http://ouyangjunshan.blogchina.com/2956133.html 2016-03-19 07:49:15栏目：注目礼思想 5371 31 168 3 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 欧阳君山 平常我们为什么能谈论大师，并且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呢？不客气讲，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比如教科书说某某是大师，于是跟着称某某为大师，这并不表明我们真切知道大师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跟着教科书称某某是大师，与鉴识乃至发现某某是大师，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像一个初中毕业生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但不能说有了牛顿的智慧一样。 ——题记 叶公好龙.jpg 图片来自于网络 “黄铜卖完金还在，世人认假不认真” 国人似乎患有“大师焦虑症”，可能因为“大国崛起”带来的“大楼崛起”，对大师的焦虑似乎也越发严重了。三年多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就明确表示：“中国有经济和经济师，但没有经济学。”在陈教授，真正的经济学思想“能让人眼睛一亮，启迪人的智力，改变人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方式”。 这当然不错，十分对，非常对，非常非常对！但如果真正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思想，我们有没有感受的敏锐呢？尤其在当今这个有点浮躁和嘈杂的时代，到处充满信息不对称——说白了，就是到处充满有意无意的欺骗，真正让人眼睛一亮的新思想会不会被人当成黄铜呢？民间的打油诗可能道出了个中实情：“一担黄铜一担金，挑到大街试人心，黄铜卖完金还在，世人认假不认真。” 尤其如果思想的发现者或创始人名不见经传，我们会不会有接纳的胸怀呢？好些年来，每当诺贝尔奖公布，中国舆论几乎都要质问：中国为什么不出大师？但真的有大师“冒泡”了，我们准备好接纳了吗？屠呦呦女士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事实有力表明，中国精英远没有准备好接纳大师，甚至可以说，他们宁愿自我欺骗，也不心甘大师在他们面前冒头，就像邵燕祥先生写的一首叫《嫉妒》的诗： 一棵树看着一棵树 恨不能自己变成刀斧 一根草看着一根草 甚至盼望着野火延烧 大师的诞生往往非线性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产大师，因为中国还缺乏产生大师的土壤。这部分属实，虽标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现实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禁有忌有删。但学术思想不自由不一定就不产生大师，正如学术思想自由不一定就产生大师一样。从历史经验看，大师的诞生往往非线性，出乎意料，超越常规，冲破环境和土壤。在谈到大师时，常常要提到一定的超前性，据称陈奎元先生曾提到大师往往超越当时人十年。既然可以超越一定的时间，为什么就不能够超越一定的土壤呢？ 从思想深度看，大师更应该尽可能超越时空，思考大本大源，追求普适，乃至永恒，与一般的所谓土壤何干！从历史经验看，大师所思考的问题确实相通。比如柏拉图与康德，时间上虽相距两千多年，但思考的问题完全相通，尤其在哲学认识论上。 太史公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牛粪里面长鲜花，不明摆着超越土壤吗？ 基督为什么会受尽逼迫 众多呼唤大师甚至谈论大师的人，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他清楚地知道大师其人，有什么样的学问，是什么样的人。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谈到大师的人都自认为知道大师什么样，胸中有数，甚至有模有样。其实，这只是流言。 就像真理一开始都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一样，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大师什么样。最直白着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翘首盼望大师出山吗？但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大师摆面前，我们也根本认不得，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缺乏鉴识大师的学识和修养！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唯佛与佛相知”。翻译过来就是：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古已有之，法利赛人一直在拜神，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念兹在兹，中规中矩，一片冰心在玉壶。可活生生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身边和中间，一个也认不得，尽管基督想千方用百计予以启发，但还是认不得，以至基督受尽逼迫，最后以宝血成全于十字架——这可能算世界上对“叶公好龙”的最佳注解！ “普朗克科学原理” 于今为烈，心理学家曾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例作过一实验，首先找到若干著名大学的著名作者撰写的论文，然后把作者的姓名改为不知名的人的姓名，把作者的单位也改为一个不知名的单位，重新投给以前发表过这些文章的期刊，结果呢？进入正常评审程序的文章90%被退稿——我们的势利就是如此卓越！ 再举一例，物理学上，马克·普朗克应该算大师吧？不仅是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而且也荣膺191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早在1878年，普朗克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但慕尼黑大学学位委员会的物理学家们一致反对，群起而攻之——大师在哪呢？ 普朗克后来愤愤不平地表示：“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普朗克科学原理”，或许愤青了，但谁能否认事实？ 超越鹦鹉学舌 那平常我们为什么又能够谈论大师，并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呢？不客气讲，这只是鹦鹉学舌，比如教科书说某某是大师，于是跟着称某某为大师，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真切知道大师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跟着教科书称某某是大师，与鉴识乃至发现某某是大师，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像一个初中毕业生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但不能说就有了牛顿的智慧一样。 怎么样超越鹦鹉学舌呢？茅于轼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方法——“重新发现一遍”，即在学一种理论时，假设自己就是理论的创始人，然后从最原始的材料出发，亲自归纳和演绎出理论来。在谈到教科书和新理论的问题时，茅老写下这样一段话： “学一个理论最犯忌的是不愿意承认它，一味地挑毛病。这是普通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当一个新理论由一个不出名的小青年提出来时，往往难以被承认，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个理论已经树立了它的权威性，写进了教科书，命运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人对于权威性的理论，总是肯定它是对的，学了就学了，也不打算向它挑战，或者说重新把它再发现一遍；对于尚未建立权威的理论，一味挑毛病，想方设法抵制它，最后自己没能学到任何东西。导致这种可悲结局的原因，就是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不对。” “重新发现一遍”的读书方法之所以大有意义，即在于它要求一个读者超越简单的学，而是尽可能去发现，进而就可能还原到发现者最初的情境，甚至发现发现者的不足。超越鹦鹉学舌，可能必须走重新发现的路！ 实事求是 不只是大师，我们谈论的很多东西其实都依附在教科书或别的权威之下，自己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表面上懂了，实质上不懂；看起来懂了，问起来不懂；初一想懂了，深一思不懂，都是在鹦鹉学舌，都需要去重新发现，就包括被我们叫得成天价响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乃至“市场”，甚至“科学”。 怎么办？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由一代大儒朱熹题给岳麓书院、后由毛润之转赠给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屠呦呦女士“墙内开花墙外香”严正表明，中国精英离实事求是还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