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贤良：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郭贤良：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1571
作者: 郭贤良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7925liuxiaobo.jpg (552×312)
中国自由（网络图片）
这两天闲来无事就想整理一下电脑，却发现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旧文，是毛左尹国明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打李承鹏？》，作者为了对其暴力进行粉饰，除了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个理由外，还向读者介绍了他的一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意思无非是想向读者表明，他打李承鹏，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幸福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就像打砸日本汽车一样，威慑那些宣扬民主自由的右派，已达到清除妨碍劳动人民通向幸福之路的障碍这个目的。
我一直喜欢理论思考，为了尽可能获得真理，在书籍的选择上不敢稍有偏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通读了有关西方民主理论的书籍，也通读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因此，一眼就能看出尹国明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下面就指出来和读者分享。
尹国明在文章中说道：“但是他们推销的是怎么样的民主呢？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以开放报禁为主要内容的媒体自由，还有司法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等内容。这些看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一个肥皂泡。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社会资源得到公平的分配，不仅仅包括对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更要包括对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前者叫政治民主，后者叫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政治权力相同’不过是李承鹏们编织的神话。西方国家是多党制，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因为任何政党要选举上台，前提都是承认宪法规定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就陷入了坚持公有制主张和尊重宪法执政的二难选择，其结局是要么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改旗易帜，要么像日本共产党一样‘万年在野’。即使有个别主张公有制的政党通过选举上了台，也无法打破私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紧箍咒。”
在上面的引文中，尹国明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有三个错误：
一、他知道民主是手段，公平分配是目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要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如果没有三权分立这个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凭什么要进行公平的分配？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公平分配吗？不能！在宝马车不够分配必须有人骑自行车的情况下，谁来开宝马车？谁来骑自行车？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为什么饿死的都是普通农民，而不是政府官员？这算公平分配吗？回忆一下毛泽东时代政府大院门口的那些内部商店吧：那里摆放着国外进口的高档商品，但是要凭票购买。谁手里有票？还不是那些政府官员！购物票永远也不可能分配到工人、农民手里！公平分配确实十分重要，英国思想家瞻姆士•哈林顿甚至强调说：“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大洋国》第23页）虽然大家都知道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来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最好的制度设计。哈林顿用两个小孩分饼的例子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两个小孩从大人那里得到一块饼，怎么才能实现公平分配呢？办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孩负责切饼，另一个小孩先拿。切饼的小孩因为没有权利先拿，所以就会尽可能把饼切成一样大，否则大的一块肯定会被另一个小孩拿走。这就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切饼）必须交给议会批准（先拿），众议院制定的法律（切饼）必须交给参议院批准（先拿）。独裁政府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独裁者想把切饼和先拿的权利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毛左不懂这个道理，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建立在对人性不切实际的幻想上，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是丑恶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才高尚，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才需要约束，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就不需要约束。在共产主义社会，政府官员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总是把大的饼让给别人自己拿小的一块。这种幼稚的观点，不是已经被毛泽东时代证伪了吗？毛左宣称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官员民主廉洁，这在逻辑上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他们真的民主廉洁，毛泽东就完全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发动红卫兵来造当权派的反，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已经腐败了。要知道，这些已经腐败的当权派，他们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在抗日战场拼杀过！曾经推翻过蒋介石政府！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全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啊！可见，要保障公平分配，无产阶级人性是不能指望的，只能依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决不是什么漂亮的肥皂泡！
二、把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错误的。在我涉猎过的著作中，最先进行这种划分的是美国芝加哥约拉大学哲学教授戴维•斯韦卡特，他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他的经济民主作了详细阐述，但是，他的观点是十分肤浅和幼稚的，由于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就不对其进行批判了。
民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是与独裁相对的。虽然西哲先贤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形式，但君主制和贵族制本质上都属于独裁制，所以在政治制度的形式上可以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制和独裁制两种。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设计形式，所以只能在国家这个层面谈论，不能用来谈论国际问题，也不能用来谈论低于国家层面的地区问题和经济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地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可以用三权分立来设计的实体，只能是国家本身。经济问题不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所以提出所谓的经济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是用来保障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利的行使叫做政治自由，把经济权利的行使叫做经济自由。尹国明把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观念混为一谈了，他所说的经济民主，其实是指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有权结社、有权游行示威、有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愿望；经济自由是指经济主体有权选择所有制形式、有权选择分配形式。经济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自由才是经济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但是，有了经济自由却不一定会有政治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从来没有政治自由，所以经济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只要政府没有钱用了，一个晚上就可以让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在政治自由的国家，人民就一定有经济自由，人民有权创办私人企业，也有权联合起来创办合资（集体）企业，一句话，政治自由保障了人民的经济自由。
在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人民是没有经济自由的。毛左以为在公有制下，劳动者的收入平等了，政治权利也就可以平等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知道，要维持这种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必须首先剥夺掉人民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只有在政治上推行独裁制，才可能在经济上搞公有制，公有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而是政治自由的杀手。我们假设某个国家从城市到偏远的山区之间有大片的土地，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平均分配到一块土地。我们从土地的分配，就可以看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众所周知，城市的生活要比农村方便得多，人人都希望分到城市附近的土地，如果人民有政治自由，也就是有权选择自己希望得到的土地，就都会选择城市附近的土地，没有人会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经济自由的国家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分配的：想要城市附近土地的人，必须支付高额的价格才能获得土地，而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获得，有时政府为了鼓励垦荒还会免费赠送。政府通过税收从富人手里拿走一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所以穷人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获得政府帮助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山区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自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当他们有钱后，就可以在城市附近用高价购买自己想要的土地。这样，人民就享受到了经济自由。公有制国家不能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土地分配，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强迫人民接受政府的意志，政府给你哪块土地你就只能得到哪块土地。为了防止偏远山区的人民擅自迁移到城市，就必须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所以，共产主义是通过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来维持的，毛左却以为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给人民真正的自由，真是可笑！
在任何方面都要求平等是一种幻想，平等只能适用于权利范畴，超出这个范畴就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经济上的平等（用尹国明的话叫经济民主）不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确实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平等地行使政治权利，就像买火车票，车站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排队，这是政治平等，跟排队者是不是百万富翁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不平等就说在排队上也不可能平等吧？
收入完全平等当然好，它可以化解不少因为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可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就不推行公有制？因为公有制和平均主义会降低人类的创造力和劳动生产力。人类不管实行什么经济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得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正确理论，就应该搞清楚哪些因素影响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
1、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
2、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3、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形式；
4、生产资料的规模（如高炉容积的大小）和效能；
5、自然条件，如采矿业中的矿藏是否丰富和农业中的气候条件等。
在上述决定生产力的五个因素中，只有第五个因素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禀赋而与人的努力无关的，其它影响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都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而在与人有关的四个因素中，只有一个是与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有关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和劳动的组织形式，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众多因素之一。对于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因，意大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康帕内拉认为是国王的恶意造成的，国王们包藏祸心，故意不让人民过幸福的日子（《太阳城》第70页）。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恢复私有制，搞改革开放，是被中国公有制低下的劳动生产力逼出来的，完全是为了人民的物质幸福着想，而不是什么包藏祸心。相反，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自己的权力而维持低下劳动生产力的北朝鲜的金氏家族才是包藏祸心！事实上，人类不推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有制会扼杀人的创造力，会降低劳动生产力。虽然收入平等可以解决一些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公有制本身又会引发其它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人类一直没有选择公有制。
三、尹国明不知道，虽然民主国家的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这并不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在国内推行公有制。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选举胜利后，就大规模地推行过公有制。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是不允许政府抢劫私有财产，政府完全可以以市场主体的身分参加企业的并购活动。如果政府按照通行的资产评估后的价格购买企业，完全可以把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尹国明指责民主国家的宪法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完全是欺人之谈，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根本就没有硬性规定不许实行公有制，相反，印度的1950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印度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公有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繁荣。民主国家中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即使选举胜利后也不敢推行公有制，不是因为宪法约束了他们，而是因为公有制缺乏效率而不敢推行。
也许有的人会说，用赎买私有企业的办法来推行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瑞典、委内瑞拉等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上台后，都实行过赎买政策。政府完全可以逐渐赎买，直到全部实行国有化。政府只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先赎买一批私有企业，把它们改造成国营企业，如果国营企业真的像共产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力会比私有企业成倍增长的话，后续资金就不会成问题。可是，赎买政策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因为那些改造成国营企业的工厂、公司，劳动生产力不但没有大幅度增长，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最后，不但公有制改造不能继续下去，那些共产主义政党也因为经济衰颓引起人民的不满而不得不下台，过去被赎买的企业，不得不又亏本卖给私人，重新成为私有企业。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1571
作者: 郭贤良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7925liuxiaobo.jpg (552×312)
中国自由（网络图片）
这两天闲来无事就想整理一下电脑，却发现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旧文，是毛左尹国明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打李承鹏？》，作者为了对其暴力进行粉饰，除了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个理由外，还向读者介绍了他的一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意思无非是想向读者表明，他打李承鹏，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幸福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就像打砸日本汽车一样，威慑那些宣扬民主自由的右派，已达到清除妨碍劳动人民通向幸福之路的障碍这个目的。
我一直喜欢理论思考，为了尽可能获得真理，在书籍的选择上不敢稍有偏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通读了有关西方民主理论的书籍，也通读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因此，一眼就能看出尹国明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下面就指出来和读者分享。
尹国明在文章中说道：“但是他们推销的是怎么样的民主呢？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以开放报禁为主要内容的媒体自由，还有司法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等内容。这些看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一个肥皂泡。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社会资源得到公平的分配，不仅仅包括对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更要包括对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前者叫政治民主，后者叫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政治权力相同’不过是李承鹏们编织的神话。西方国家是多党制，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亿万富翁和失业工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因为任何政党要选举上台，前提都是承认宪法规定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就陷入了坚持公有制主张和尊重宪法执政的二难选择，其结局是要么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改旗易帜，要么像日本共产党一样‘万年在野’。即使有个别主张公有制的政党通过选举上了台，也无法打破私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紧箍咒。”
在上面的引文中，尹国明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有三个错误：
一、他知道民主是手段，公平分配是目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要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如果没有三权分立这个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凭什么要进行公平的分配？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公平分配吗？不能！在宝马车不够分配必须有人骑自行车的情况下，谁来开宝马车？谁来骑自行车？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为什么饿死的都是普通农民，而不是政府官员？这算公平分配吗？回忆一下毛泽东时代政府大院门口的那些内部商店吧：那里摆放着国外进口的高档商品，但是要凭票购买。谁手里有票？还不是那些政府官员！购物票永远也不可能分配到工人、农民手里！公平分配确实十分重要，英国思想家瞻姆士•哈林顿甚至强调说：“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大洋国》第23页）虽然大家都知道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来达到公平分配这个目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最好的制度设计。哈林顿用两个小孩分饼的例子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两个小孩从大人那里得到一块饼，怎么才能实现公平分配呢？办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孩负责切饼，另一个小孩先拿。切饼的小孩因为没有权利先拿，所以就会尽可能把饼切成一样大，否则大的一块肯定会被另一个小孩拿走。这就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切饼）必须交给议会批准（先拿），众议院制定的法律（切饼）必须交给参议院批准（先拿）。独裁政府为什么要反对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独裁者想把切饼和先拿的权利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毛左不懂这个道理，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建立在对人性不切实际的幻想上，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是丑恶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才高尚，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才需要约束，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政府权力就不需要约束。在共产主义社会，政府官员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总是把大的饼让给别人自己拿小的一块。这种幼稚的观点，不是已经被毛泽东时代证伪了吗？毛左宣称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官员民主廉洁，这在逻辑上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他们真的民主廉洁，毛泽东就完全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发动红卫兵来造当权派的反，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已经腐败了。要知道，这些已经腐败的当权派，他们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在抗日战场拼杀过！曾经推翻过蒋介石政府！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全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啊！可见，要保障公平分配，无产阶级人性是不能指望的，只能依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决不是什么漂亮的肥皂泡！
二、把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错误的。在我涉猎过的著作中，最先进行这种划分的是美国芝加哥约拉大学哲学教授戴维•斯韦卡特，他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他的经济民主作了详细阐述，但是，他的观点是十分肤浅和幼稚的，由于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就不对其进行批判了。
民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是与独裁相对的。虽然西哲先贤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形式，但君主制和贵族制本质上都属于独裁制，所以在政治制度的形式上可以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制和独裁制两种。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设计形式，所以只能在国家这个层面谈论，不能用来谈论国际问题，也不能用来谈论低于国家层面的地区问题和经济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地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可以用三权分立来设计的实体，只能是国家本身。经济问题不能用三权分立来设计，所以提出所谓的经济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是用来保障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利的行使叫做政治自由，把经济权利的行使叫做经济自由。尹国明把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观念混为一谈了，他所说的经济民主，其实是指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有权结社、有权游行示威、有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愿望；经济自由是指经济主体有权选择所有制形式、有权选择分配形式。经济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自由才是经济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但是，有了经济自由却不一定会有政治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从来没有政治自由，所以经济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只要政府没有钱用了，一个晚上就可以让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在政治自由的国家，人民就一定有经济自由，人民有权创办私人企业，也有权联合起来创办合资（集体）企业，一句话，政治自由保障了人民的经济自由。
在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人民是没有经济自由的。毛左以为在公有制下，劳动者的收入平等了，政治权利也就可以平等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知道，要维持这种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必须首先剥夺掉人民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只有在政治上推行独裁制，才可能在经济上搞公有制，公有制不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而是政治自由的杀手。我们假设某个国家从城市到偏远的山区之间有大片的土地，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平均分配到一块土地。我们从土地的分配，就可以看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众所周知，城市的生活要比农村方便得多，人人都希望分到城市附近的土地，如果人民有政治自由，也就是有权选择自己希望得到的土地，就都会选择城市附近的土地，没有人会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经济自由的国家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分配的：想要城市附近土地的人，必须支付高额的价格才能获得土地，而选择偏远山区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获得，有时政府为了鼓励垦荒还会免费赠送。政府通过税收从富人手里拿走一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所以穷人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获得政府帮助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山区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自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当他们有钱后，就可以在城市附近用高价购买自己想要的土地。这样，人民就享受到了经济自由。公有制国家不能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土地分配，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强迫人民接受政府的意志，政府给你哪块土地你就只能得到哪块土地。为了防止偏远山区的人民擅自迁移到城市，就必须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所以，共产主义是通过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来维持的，毛左却以为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给人民真正的自由，真是可笑！
在任何方面都要求平等是一种幻想，平等只能适用于权利范畴，超出这个范畴就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经济上的平等（用尹国明的话叫经济民主）不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确实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平等地行使政治权利，就像买火车票，车站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排队，这是政治平等，跟排队者是不是百万富翁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乞丐和百万富翁在经济上不平等就说在排队上也不可能平等吧？
收入完全平等当然好，它可以化解不少因为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可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就不推行公有制？因为公有制和平均主义会降低人类的创造力和劳动生产力。人类不管实行什么经济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得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正确理论，就应该搞清楚哪些因素影响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
1、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
2、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3、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形式；
4、生产资料的规模（如高炉容积的大小）和效能；
5、自然条件，如采矿业中的矿藏是否丰富和农业中的气候条件等。
在上述决定生产力的五个因素中，只有第五个因素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禀赋而与人的努力无关的，其它影响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都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而在与人有关的四个因素中，只有一个是与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有关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和劳动的组织形式，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众多因素之一。对于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因，意大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康帕内拉认为是国王的恶意造成的，国王们包藏祸心，故意不让人民过幸福的日子（《太阳城》第70页）。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恢复私有制，搞改革开放，是被中国公有制低下的劳动生产力逼出来的，完全是为了人民的物质幸福着想，而不是什么包藏祸心。相反，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自己的权力而维持低下劳动生产力的北朝鲜的金氏家族才是包藏祸心！事实上，人类不推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有制会扼杀人的创造力，会降低劳动生产力。虽然收入平等可以解决一些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公有制本身又会引发其它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人类一直没有选择公有制。
三、尹国明不知道，虽然民主国家的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这并不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在国内推行公有制。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选举胜利后，就大规模地推行过公有制。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是不允许政府抢劫私有财产，政府完全可以以市场主体的身分参加企业的并购活动。如果政府按照通行的资产评估后的价格购买企业，完全可以把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尹国明指责民主国家的宪法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完全是欺人之谈，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中，根本就没有硬性规定不许实行公有制，相反，印度的1950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印度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公有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繁荣。民主国家中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即使选举胜利后也不敢推行公有制，不是因为宪法约束了他们，而是因为公有制缺乏效率而不敢推行。
也许有的人会说，用赎买私有企业的办法来推行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瑞典、委内瑞拉等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上台后，都实行过赎买政策。政府完全可以逐渐赎买，直到全部实行国有化。政府只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先赎买一批私有企业，把它们改造成国营企业，如果国营企业真的像共产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力会比私有企业成倍增长的话，后续资金就不会成问题。可是，赎买政策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因为那些改造成国营企业的工厂、公司，劳动生产力不但没有大幅度增长，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最后，不但公有制改造不能继续下去，那些共产主义政党也因为经济衰颓引起人民的不满而不得不下台，过去被赎买的企业，不得不又亏本卖给私人，重新成为私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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