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1月21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相关文章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伟谈80年代与当前改革的异同 《邓小平时代》大陆版少了什么？ 邓小平从未退缩，不论在毛时代还是他自己的时代 中国需要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篇。 上一篇：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这需要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毛派”力量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赵紫阳、万里于1980年上半年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领导职务。随着邓小平和重返政坛的元老们在中央的政治砝码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就显然不能再继续被他们所容忍了；第四，就在华国锋等“毛派”力量逐渐失去在中央的主导地位之后，原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着调整。相应的，主持中央日常经济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国务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会面临重大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已是不可避免。现在回过头看，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党内元老集团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问题”整体布局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给华国锋等人施加政治压力，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才应运而生。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乃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 后来，接任华国锋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有过的深刻思考。 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提出“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参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第306页）这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最清晰、最明确的一次谈话。遗憾的是，邓的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赵在这里提到的邓小平与李维汉的谈话，是指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了他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邓小平说： “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41页）这次谈话的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的看法，对“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看法，都不能不说同邓的这次与李维汉的谈话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中，为了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开宗明义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页）他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紧接着，邓小平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内存在的这些弊端作了剖析。 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讲话的最后，他强调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已经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这次人事调整，上升到了组织和人事制度问题的调整，上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高度，而且“时机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宣布以后还要继续改，深入改，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解决华国锋个人兼职过多的问题了，华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违心地接受。 当然，在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脱离讲话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讲话，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最高领导层对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认识得最深刻的一次。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所讲的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而邓小平开出的药方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邓小平给出的这些“药方”，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他自己指出的那些弊病。对此，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虽然邓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这篇后来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讲话，确实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由于眼界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邓小平的经历、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指出，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于中共的执政方式就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于中共在整个政治设计上就缺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苛求于他。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