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语录
安兰德语录:
1.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的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2.所有的公共项目都是坟墓,不总是外表相似,但总是付出的代价相似。
3.人类一直被教导着去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人类最高的美德不是获取,而是给予。然而,如果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人是无法给予的。创造要先于分配——否则就无物可资分配了。——《源泉》
4.是人则独立思考,独立工作。是人则不能掠夺、剥削或者统治支配他人——要独立。掠夺、剥削和统治是以受害者为前提的。它们本身就包含着依赖他人。它们就是二手货。——《源泉》
5.世界上也许有‘灰色’的人,但却不能有‘灰色’的道德准则。道德是黑白分明的规范,当人们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妥协时,哪方必然失败、哪方必然获利是显而易见的。
当一个人被问道‘你当然不会根据黑与白的观点来思考,是吗?’的时候,正确的回答应该是:‘***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来思考的。’”
——《灰色道德崇拜》
6.矛盾是不存在的,当你发现你面对矛盾的时候,查查你的前提,你会发现它们中有一个是错的。
7.我发誓,以我的生命以及对它的热爱,我永远不会为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8.唯一合理的理解是当有牺牲,必有人获得牺牲品。当有服务,必有人享受服务。和你谈牺牲的人正是在和你谈奴隶和主子,而他正准备当主子。
9.问题不是谁允许我,而是谁会阻止我。
安兰德的作品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她用小说形式传播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思想——客观主义。通过她的作品,就她的主要思想,基本可归纳为三个源泉说:
第一,一个人理性的自私,也就是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利己,只为自己活着,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道德的源泉。自私自利,古往今来,从东方到西方,都被和“不道德”连到一起。但安•兰德却颠覆了这个概念,提出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甚至为别人活着,尤其是共产主义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不仅是虚假的,更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为建立集体主义的集权社会提供了底座——只有牺牲个体,才能举起集体的旗帜;在这个光辉耀眼的旗帜下,就有了践踏一切个人权利的理由。而谁掌握了权力,谁就主宰了这个集体。“那个向你宣讲牺牲的家伙实际上在讲奴隶和主人,他要当主人。”他说代表“人民”,西方左派喜欢喊为“公共利益”,就因为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内涵,于是权力者就可以宣布代表人民,代表公共利益,然后以这种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一位古罗马皇帝说,希望人类只有一个脖子,这样他就能一刀斩断。兰德说,“集体主义”就等于把人类变成一个脖子,独裁者就可随意拴上皮带。看看人类历史,所有的暴政,所有的政治大恐怖,哪个不是在为群体,为人民的利他主义动机下发生的?所以兰德疾呼,人与人唯一正当、良性的关系,是交换劳动成果,不干涉他人利益。
为个人的幸福而活着,实际上是人类一直存在的常态,但却被各种利他主义、群体主义价值所扭曲。安•兰德有勇气说出这个真实,更有智慧去论证它的道德性。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最重要文件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它主要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你自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权利。美国先贤们早就确立“利己”的个人权利观。美国所以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用两句话概括其原因,就是她确立并实践了两大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兰德提出的“理性的自私,合理的自利”,就是再次确立个人主义的原则,用它来对抗高举“利他主义”道德大旗、实际残害每一个个体的群体主义。
第二,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性的结果,是幸福的源泉、是价值的源泉。那些主观为个人幸福而创造着的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财富。这不仅带来个人幸福,也是高尚的。而那些好吃懒做者、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顺应群体思维)的思想寄生者,是不道德、不高尚的。而且这种依赖和寄生,为政府主宰一切、走向集权社会提供了可能。因为“创造者关心的是征服自然,而寄生虫关心的是征服他人”。思想寄生者要靠人际关系生存,而创造者则孓然独立。安兰德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怎样对待自己;而不是别人认为他怎么样,或他为别人做了什么。他自己创造的价值,是自己幸福的源泉和尺标,而不是他人的看法和他人的需要。
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就为这种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包括思想)提供了最合理、最公平的交易平台。兰德认为,“如果人们都在公平交易的原则下生活,让理性,而不是暴力作为裁判,那么最后一定是最好的产品,最佳的表现、最有能力的人胜出。”而用来做产品交换的金钱,不仅不是“万罪之源”,反而是创造力的象征。英文的挣钱是makemoney,直译过来应该是“创造金钱”。兰德说,“这个词包含人类道德的精华”,因为在真正、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钱所代表的,是创造性劳动,背后的价值是个人主义和自由。安•兰德去世时,包括前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等她的崇拜者,在供人们参观的她的遗体旁,摆放了一个巨型的美元$标志,象征她所推崇的、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她为捍卫资本主义所做的贡献。
第三,理性是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源泉。尊重理性,就是尊重人本身,人是第一位的,人是根本,而不是任何神秘的虚幻世界。安兰德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人的独立思考的价值。她说,“生命是必须购买的价值,而思考是唯一能买得起它的货币”。安兰德曾这样总结她的哲学:“人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自己的幸福是人生的目的、道德的准则;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为;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上述“三源泉”说,是我自己根据兰德的作品、以及她的演讲等,对她的思想和客观主义哲学所做的一个大致的概括、总结。兰德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这样用“三个源泉”来阐述她的哲学思想。我这个概括既不够细致、也不够完整;有兴趣的读者请从兰德原著中获取其基本思想精神。
兰德的思想对美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图书俱乐部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被问到“最影响你一生想法”的书时,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仅次于《圣经》,排第二位。今天她的书越来越热卖,更反映出美国人在经济危机之际,对个人自由等价值的思考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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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兰德
艾茵•兰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俄语: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等数本畅销的小说。
她的哲学和小说里强调个人主义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她相信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透过暴力或诈骗夺取他人的财产、或是透过暴力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她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为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虽然她从来没有使用第一个称呼自称过、而且相当厌恶第二个称呼。
兰德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目标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而与社会产生冲突的人,但却依然奋斗不懈朝他的理想迈进。
中文名
艾茵•兰德
外文名
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
别 名
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
国 籍
美国
出生地
俄罗斯圣彼得堡
出生日期
1905年2月2日
逝世日期
1982年3月6日
目录
1人生履历
▪ 早年生涯
▪ 移民和婚姻
2小说
▪ 早期作品
▪ 源头
▪ 阿特拉斯耸耸肩
3哲学和客观主义运动
▪ 哲学根源
▪ 亚里士多德
▪ 尼采
▪ 康德
▪ 客观主义运动
4政治和社会观点
▪ 经济
▪ 性别、性、和种族
▪ 非美调查委员会证词
5晚年
6健康恶化和去世
7身后影响
▪ 艾茵•兰德协会
▪ 客观主义中心和阿特拉斯学会
▪ 大众文化
▪ 哲学影响
8批评
▪ 哲学批评
▪ 文学批评
9著作
▪ 小说
▪ 非小说
▪ 逝世后出版的著作
▪ 电影
1人生履历编辑
早年生涯
兰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四名女儿(艾丽莎、娜塔莎、诺拉)中的长女。她的双亲是季诺维尼•日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和安娜•鲍里斯欧娜•罗森鲍姆,两人都是不可知论和不信神者。在她年幼的时候她便已展现出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她在7岁时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和小说。
她的母亲教她法文,并且订阅了一份以男孩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杂志,在杂志的连载故事中兰德发现了她第一名童年英雄:希罗斯•帕东(Cyrus Paltons),一名虚构的印度军官故事,故事名为“神秘的山谷”。在她幼年岁月里,她阅读了司各特、大仲马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并表达了她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强烈热情。在13岁时她开始接触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很快便深深酷爱他的小说。后来她称雨果为她最喜欢的小说家、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当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兰德只有12岁,她全家原先的平静生活都因布尔什维克的崛起而打乱了。她父亲的药房被苏联政府所没收充公,全家逃至克里米亚以求恢复经济状况。当克里米亚于1921年也被布尔什维克攻陷时,兰德烧毁了她的日记,以免日记中强烈的反苏联言论被发现。兰德接着回到圣彼得堡(“彼得格勒”)以就读大学。她在彼得格勒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大学期间她在文学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她欣赏罗斯坦德作品中的浪漫想像、和席勒的华丽风格以及英雄般的布局。她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感和他强烈的道德判断力,但却强烈反对他的哲学观和他对于生命的态度。她在大学里的社会教育系完成了为期三年的课程,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法律,在1924年10月13日顺利获得了毕业证书(证书编号No. 1552)。她也接触了尼采的哲学理念,极为欣赏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所表达的,对信奉利己主义、并反对利他主义的独立个人的英雄式崇拜。但后来在她接触了更多尼采的作品、发现他的哲学中心是“力量即为真理”后,便相当厌恶他的哲学观。
兰德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她在1924年进入电影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创作;不过在1925年底,她获得了前往美国探亲的签证。
移民和婚姻
在1926年2月她抵达了美国,当时她只有21岁,乘坐邮轮抵达纽约市的港口,纽约市最后成了她的老家。她被纽约市蔓延至地平线的摩天大厦建筑群所深深感动,后来她在小说《源头》里这样写道:
“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大厦蔓延直至纽约的天际,人类的意志力是如此明显。我们还需要什么信仰吗?我感觉到如果这里面临战争的威胁,我会将我自己抛身天际,以我的肉身保护这一切。”
在她前往芝加哥与亲戚共处一小段期间后,她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回到苏联,并立志前往好莱坞成为剧作家。接着她将名字改为“艾茵•兰德”。有传闻宣称她是因为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打字机才改名的,但事实上她在打字机上市销售前便已改名为艾茵•兰德了。兰德指出她的姓是来自以西里尔字母拼凑的家族姓名,后来艾茵•兰德的研究也指出兰德的姓和她的家族名“罗森包姆”的西里尔字母排序类似。她指出她的名字“艾茵”是源自于一名芬兰的作家,这可能是来自芬兰-爱沙尼亚的作家Aino Kallas,不过这种名字在芬兰语地区相当常见。
最初兰德前往好莱坞奋斗,接下一项临时的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计。在一次偶然的面对面试镜中她被著名的导演塞西尔•B•德米尔看中,使她获得了一份临时演员的工作,在《王中王》一剧中担任群众角色,并接着担任剧本审稿人。同时她也在雷电华影片公司(RKO Pictures)的服装部门担任指挥工作。
在好莱坞工作期间她遇上一位年轻演员弗兰克•奥康诺,对他深感爱慕并主动追求他,两人在1929年4月15日结婚。两人的婚姻维持了50年之久,一直到奥康诺于1979年以82岁高龄去世为止。在1931年兰德获得了美国的公民籍;她对于美国深感骄傲,后来她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向学军校毕业生们发表演讲道:“我可以说—这绝不是爱国的陈腔滥调,而是根基于完整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和美学的智慧基础上说,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高贵、和在最初的建国原则上唯一道德的国家。”[1]
2小说编辑
兰德认为自己主要为小说家而非哲学家,但她有时会遭到学术界哲学家们的贬低,批评她的小说和非小说的书籍都只是针对广大的读者,而非出版于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兰德对此则反驳道:历史上有许多将伟大哲学理念以小说形式表达的作家—包括但丁、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等哲学家也同时以小说和非小说的作品来表达他们的哲学观,而她只是遵循这一系列传统罢了。
在一篇1991年《经济学人》介绍兰德的文章中宣称道:“兰德的小说每年卖出约300,000本,鼓励读者大量思考他们自身,在立大功的同时也赚了大钱。所有她的书的新印刷版本都附带着回函明信片,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客观主义’,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场、冷酷的理性、和无辜的尼采的自尊”
早期作品
兰德第一次在文学上的成功是在1932年被环球电影公司买下的电影剧本《红小卒》:“导演冯• 斯登伯格(von Sternberg)原本考虑将其交由玛莲娜•迪特里茜演出,但俄国的剧情并不受欢迎,最后剧本被放弃了。”兰德接着在1934年写下了《1月16日夜晚》,并在后来于百老汇演出,这是一部审判剧,独特之处在于演出时会挑选观众担任陪审团,使得这部剧可能有两种结局产生。
兰德接着出版了两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1936)和《颂歌》(1938):“兰德将我们活着的人描述为她最具自传风格的小说,它的主题便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生活之野蛮。”小说中严厉的反共主义论调也促使读者回顾当时美国的状况,也就是正值经济大恐慌前后、有时被称为“红色十年”(The Red Decade)的时期,当时正是美国国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到达最高点的时期。客观主义中心的Stephen Cox后来这样评论道:“我们活着的人是在俄式社会主义思想最盛行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时期出版的。当时它并没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弗兰克•奥康诺和艾茵•兰德在康乃狄克州的史东尼河(Stony Creek)地区度过了1937年的夏天,弗兰克忙于夏季剧团的演出,而兰德则致力于构思《颂歌》一书,书中描写出反乌托邦的后果,虚拟在未来集体主义大胜后的场景。《颂歌》在美国并没有找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因此首次出版是在英国。[2]
源头
兰德的第一本主要的成功小说、也是她最畅销的小说是1943年的《源头》,她总共花了7年时间撰写这本小说。小说曾被12家出版商拒绝,他们认为那太过智慧而违背当时美国思想的主流。最后小说终于被Bobbs-Merrill出版公司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出版社编辑群中的一名成员Archibald Ogden大力推荐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不适合你,那我也不是适合你的编辑。”),出版后获得空前的成功。《源头》一书不只在美国、也在世界性获得了胜利,带给兰德前所未有的名声和财富。在出版后的第6年里,这本小说已经卖出六百万本,最后继续保持每年卖出100,000本的纪录。
在《源头》的成功后,兰德又写下了两部电影剧本—Love Letters和You Came Along。
阿特拉斯耸耸肩
兰德的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于1957年。由于之前《源头》的成功,《阿特拉斯耸耸肩》初版时便印刷了100,000本,这本书同样成为了国际性的畅销书。
《阿特拉斯耸耸肩》经常被视为是兰德所有小说中最广泛陈述了客观主义的一本。在小说的附录中,兰德对此总结道:
我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以他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以他高尚的行为达成建设性的目标,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原则。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主题为“人的心理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兰德将开创性的企业家赞扬为所有社会中最值得欣赏的成员,并强烈反对一般人们对企业家的怨恨情绪。这使得她在小说中想像某一天美国的企业家们全都开始“罢工”并隐居山林,美国的经济和其社会将会逐渐崩溃。接着政府对产业施加更多原本已经相当要命的控制。小说里也谈到了性别的分歧、音乐、医药、政治、和人类能力等议题。[3]
3哲学和客观主义运动编辑
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包含了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简而言之,客观主义主张世界上存在着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实,而个人则透过他们的感官知觉与这些现实接触,他们透过理性或是“没有矛盾的识别”(non-contradictory identification)处理所接收到的资料,并进而将其转化为知识,而一个人生命中适当的道德目的便是追求他们自身的幸福或是“理性的私利”,也因此唯一一个与此道德观吻合的社会系统便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聆听兰德如何解释客观主义哲学 )。
知名的客观主义者还包括纳达涅•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夫妻、阿伦•格林斯潘、列奥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兰德展开了客观主义运动以散布他们的哲学观。
哲学根源
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极大影响。一些人注意到她的哲学与尼采的类似性,她也强烈批评康德的某些观念。兰德也称她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响,洛克将个人“拥有他们自身”的理想概念化,个人也都有权利拥有他们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更具体的说兰德的哲学是属于启蒙时代以及理性时代的哲学。她偶而也会赞扬一些特定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阿奎纳等。她似乎也相当欣赏美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勃兰德•勃兰夏(Brand Blanshard),勃兰夏就如同兰德一般,认为“(理性和理性行动)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来没有过像这半世纪以来这样遭受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而如此之漫长的激烈攻击。”
亚里士多德
影响兰德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逻辑”);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她的哲学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和兰德都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可以为人所察觉的。”虽然兰德后来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其他人则注意到她的利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说(Eudaimonia)的一种形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抱持的那一种…一种指引人类活着成功而繁荣的生活的制度,要‘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兰德自己主张“她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处在于,她的哲学将本体(essences)视为属于知识论而非形而上学。她想像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直觉主义的哲学家,认为本体的存在是具体的。”
尼采
在她早年生涯中,兰德相当欣赏尼采的著作,并且的确接受了“尼采对于人类潜能的崇敬以及他对基督教和康德的哲学观的强烈厌恶。”但她后来开始批评尼采,认为他的哲学是强调情感超过理性、对现实的主观解释超过真实现实的。争议通常聚焦于兰德和尼采之间的哲学观联系程度,而非兰德的哲学观是否为尼采的延伸发展。Allan Gotthelf在On Ayn Rand中宣称兰德的《我们活着的人》一书的初版相当类似于尼采的哲学观。Bjorn Faulkner和Karen Andre则指出兰德在1934年写下的《1月16日夜晚》一剧里展现了某些尼采的哲学理论。Ronald Merrill则发现兰德在《我们活着的人》于1959年再版时删去了一些初版时的内容:“在书中,女英雄抱持着(虽然最后排除了)牺牲弱者以成全强者便是正义的观点,而这明显是尼采的概念”兰德自己则否认和尼采有概念上的紧密连结,并在《我们活着的人》1959年之后的版本里的文法和文体上改变了一些角色的特性。
在《源头》里,Gail Wynand这个角色最后的毁灭结局便是兰德后期哲学观排斥尼采的例子之一,亦即伟大是不可以借由牺牲群众来达成的:“她在(1934年)期刊里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非此即彼的伦理学的观点。举例而言,她在5月15日的记载里,发现诸如Gail Wynand这个角色的尼采错误:为了试图获取权力,他们操弄群众,但却牺牲了他们原有的理想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了‘那些群众的奴隶。’也因此,一个独立的人并不会将他的胜利隶属于群众之上。”到了最后,兰德将她的哲学观改变和尼采对她的影响和平共存,在《源头》的初版25周年纪念版本的引言里以尼采的名言总结道:“灵魂高尚的人必先自尊。”
康德
兰德非常激烈的批评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们两人的哲学差异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最大,而非康德知名的道德绝对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她对于康德的伦理学的批评是直接攻击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的基础,但对于绝对令式道德观是否能与客观主义共存也有待争议。兰德和康德对于人类的概念、本体、和知觉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论:在客观主义的知识论上理性是最高的善,而理性和逻辑都可以用于了解客观的现实。这直接的与康德的分析-综合二分法直接相反,康德认为我们无法得知某些真实状态和现实的知识(“自在之物”),而只能得知我们察觉这些现实的方式,举例而言,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像某些物体可以延伸,但这不代表这些物体就必定无法延伸。兰德则相信如果一个物体对于我们的知觉有所影响,那么对于知觉的影响便能使我们获得对于这个物体的知识。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它告诉我们物体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特征,例如当物体影响了某人的感觉器官时,它便使某人得知特定的感觉;接着,那便代表了物体本身特性的知识。事实上康德是否会反对这样浅略的现实主义原则仍有待争议。在兰德的观点看来,康德的二分法将理性和合理性在现实世界切割为两半—而这是对于人类本质的背叛。依据兰德的说法:
“我曾在许多文章里提到,康德是摧毁了现代世界的首脑…你会发现在每个基本的议题上,康德的哲学都是与客观主义完全相反的”
而在The Objectivist杂志的最后一期里,她则进一步阐述道:
“假设你遇到一个疯狂的、痛苦的年轻人并且…发现了他是被一个仇恨人类的怪兽所养大,那只怪兽有计划地瘫痪他的心智、破坏他的自尊、消灭他享乐的能力、并阻止他所有逃离困境的尝试…这个年轻人就代表了西方文明,而那只怪兽正是伊曼努尔•康德。”
客观主义运动
在1950年代兰德搬家至纽约市34街东边的120号,并成立了一个客观主义团体,故意选择了一个讽刺的名称“艾茵•兰德集团”(The Collective),集团成员包括了未来成为联邦储备局局长的阿伦•格林斯潘、以及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纳达涅•勃兰登,勃兰登受到了《源头》的深刻影响。依据勃兰登的说法,“我在1949年写了一封信给兰德女士…接着我在1950年3月获得一封邀请函前往她的住所参与私人集会,当时我距离2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艾茵•兰德集团原先选在兰德的公寓家中进行每周末的非正式聚会,一起讨论客观主义哲学;后来集团继续扮演了更大、更正式的角色,共同编辑《阿特拉斯耸耸肩》,并在后来成立了“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NBI)。通过这个研究所的努力,客观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逐渐扩散,研究所的成员前往遍及全美的城市进行演讲和教学。研究所也创立了他们的报纸“客观主义者报”(The Objectivist)。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兰德借由她的小说和非小说著作发展并散布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兰德也经常到美国东部的各大学发表演讲,大部分是透过勃兰登创立的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散布她的哲学:“客观主义者通讯后来扩展并且改名为客观主义者报,包含了兰德、勃兰登、和其他成员所撰写的文章…分析当时的时事并将其客观主义原则套用至平常的生活上。”
在几年的发展后,尽管两人都已结婚、且年龄相差数十岁,兰德和勃兰登之间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爱情。最后两人原先的配偶都得知了这件绯闻,虽然他们最初决定接受事实,但这最后导致勃兰登和他的妻子分居及离婚。
4政治和社会观点编辑
兰德的政治观点强烈的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反共主义。她赞扬她所谓英雄般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价值。她也强烈的厌恶神秘主义、宗教,以及彻底的反对慈善,她认为慈善将会引发怨恨个人快乐和成功的不良文化。兰德也厌恶当时许多突出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家,包括许多突出的反共主义者如哈利•S•杜鲁门、罗纳德•里根,以及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她也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但她也强烈谴责和平主义:“当一个国家诉诸发动战争时,它必须有一些目的,不问是对是错,而是为某些东西而作战—唯一正当的目的是自卫。”她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如果你正在找寻最终的、极端自杀性的、在国际规模上的利他主义,那请你看看越战:一场美国士兵不知为何而死的战争。”但她也觉得美国最后单边的撤退是姑息的错误,因为那代表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
经济
一般而言,兰德的政治思想属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她曾表示过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赫兹利特等人的经济思想的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对此说道:“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兰德的影响,才使米塞斯的著作开始受到政治上的重视”。虽然她并没有提起是谁影响了她的经济思想,她的作品与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力更生”的确相当类似(虽然兰德在向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演讲上大力批评爱默生,称他为“非常心胸狭窄”)。后来的客观主义者Richard Salsman则宣称兰德的经济理论可能较倾向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Baptiste Say)提倡的原则,虽然兰德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
性别、性、和种族
兰德对于性别角色的观点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她的著作里支持男女在智慧上平等的概念(举例而言,《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的主角Dagny Taggart是一名亲手劳动的铁路人员),她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学上的差异是导致男女在心理学上差异的主要来源。依据她的说法:“对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质就是英雄崇拜—寻找男人的欲望。”(1968)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时,兰德指出女性在心理上并不适合担任总统,并强烈反对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其运动和她的哲学观都有某些相同的目标。女性主义的作家Susan Brownmiller批评兰德为“她自己性别的背叛者”,但其他人如Camille Paglia则注意到兰德小说中“极度独立的”女英雄们都未受“传统的束缚…她们跟别人上床纯粹是因为她们想要这样做。”一些BDSM社群相当重视并支持兰德的作品,因为她在小说中提出强烈定义的性别角色、加上对于权力差异的崇拜,使得“男人在形而上学上成为主导性的性别。”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兰德对同性恋的看法,依据兰德在1971年在接受访问时的回复,兰德个人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和“令人厌恶的”。更具体的说,她指出“同性恋的根源在心理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牵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错误”然而,在同一场采访中兰德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权利禁止同性恋行为。任何个人都有特权依据他的意愿选择各自的性生活。”以及“所有禁止同性恋的法律都应该被废除。我并不一定认为这些行为或态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干涉成年人之间的自愿关系是不恰当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当的,但成年人应该获得彻底的自由。”
兰德也捍卫私人公司拥有实行基于性向和种族的歧视的权利,兰德主张她反对政府禁止私人公司实行歧视,是因为她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置于公民或“人权”之上,也因此她的观点并没有构成对这种歧视本身在道德上的认可。兰德主张私人公司有绝对权利选择拒绝雇用某些人,即使这种歧视是如何的不道德亦然,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此而被侵犯。
兰德在道德立场上的确反对一些歧视,但她仍坚持个人和私人公司拥有实行歧视的权利,而政府不该对此进行干涉。她写道:“种族主义是最底层、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形式…认为一个人并非由其性格或行动来评断,而是由一个群体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动加以衡量”但她也反对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私人的种族主义是属于道德议题而非法律议题—而这只有可能透过私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在经济或社会上的联合抵制。”
非美调查委员会证词
在1947年红色恐慌时期,兰德曾担任对政府有利的证人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她以自己在苏联生活时的亲身经验,指责1943年拍的影片《俄罗斯歌声》过于美化苏联人民的生活。兰德指出这部电影刻意掩盖和美化了当时苏联真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在苏联的生活。除此之外,她相信美国即使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也不应该这样虚构苏联生活的正面景象:
“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如果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承认它是一个专政国家,但我们想要与之结盟。承认与撒旦是有其价值的,如同丘吉尔所说的,这是为了打败另一个邪恶的政权—希特勒。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为什么要掩饰俄国的真相?”
在调查结束后,当兰德被问到她对于委员会的调查效率的感想时,她描述调查过程为“毫无效率的”。
5晚年编辑
在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分居后,在兰德于1968年得知纳达涅•勃兰登和另一位女子也有私情后,她突然断绝和纳达涅•勃兰登及他的妻子芭芭拉•勃兰登的关系,也不再和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有任何关系了。兰德接着在“客观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宣布和勃兰登决裂的各种原因,提到了勃兰登的不忠实,但并没有透露自己和勃兰登的私情。两人从此不再接触,勃兰登成为了客观主义运动中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芭芭拉•勃兰登后来在The Passion of Ayn Rand一书中回忆当初她丈夫和兰德相处的场景,指称兰德经常辱骂并指责他,兰德还曾经这样骂道:“如果你心中真还存有任何一点点的道德、任何一点点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保证你接下来20年都会阳痿!如果你那话儿还能逞半点雄风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代表你的道德还要更糟!”
6健康恶化和去世编辑
在1973年兰德曾短暂的和她最小的妹妹诺拉重聚,诺拉在那之前都还待在苏联。虽然兰德曾写了累计1,200封信寄给在苏联的家人,而且也试着安排他们前往美国,但她从1937年便停止了与他们通信,因为她在美国的邮局得知由于斯大林的大整肃,从美国寄去的信可能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兰德在1973年接获一封诺拉写的信,于是便邀请她和她丈夫前来美国;但诺拉的观点并没有就此改变,在短暂相聚后仍自愿返回苏联,兰德因此相当失望。
兰德在1974年接受了治疗肺癌的手术,同时还必须忍受她和勃兰登的决裂、以及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的解散带来的烦恼。许多“艾茵•兰德集团”的亲密朋友也离开各奔前程,在1970年代后期,她个人的活动和整个客观主义运动都开始走下坡,而她的丈夫在1979年11月9日去世则带给她进一步的打击。她的最后工作之一是将《阿特拉斯耸耸肩》改编成电视剧本。她也计划撰写另一本小说To Lorne Dieterling,但只有写到“初步草稿”而已。
尽管成功的治愈了肿瘤,兰德仍在1年后的1982年3月6日于纽约市34号街的家中因心脏衰竭去世,被埋葬于纽约州瓦尔哈拉(Valhalla)的肯西科公墓(Kensico)。许多突出的兰德追随者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包括阿伦•格林斯潘在内。坟墓旁布置了一个长达6英尺、以金钱$形状设计的花圈,以象征她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7身后影响编辑
兰德的小说依然在全世界被广泛贩卖和阅读,至少已有2,200万本(直到2005年)小说卖出,并且每年保持500,000本左右的销售量。在她死后,客观主义运动内部的持续冲突导致各种独立的组织丛生,其中有一些则宣称继承了她的嫡传思想。兰德和客观主义在北美之外的地方知名度都不高,只有在欧洲有零星的书迷。兰德的小说在印度很流行,并且在非洲的读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她在以色列也有不少读者。
艾茵•兰德协会
在1985年,原艾茵•兰德集团的成员、也是兰德指定的继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创建了“艾茵•兰德协会”,并将艾茵•兰德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成为发展客观主义的大本营,虽然违背了兰德生前的意愿,兰德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和客观主义哲学分开,永远不要联系在一起,以保证她的思想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艾茵•兰德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学术界散布客观主义,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大学系所;它也致力于将兰德的著作和观念散布给高中和学院的学生。
客观主义中心和阿特拉斯学会
另一次客观主义运动的分裂发生在1989年,客观主义者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写下了“对于制裁的质疑”,替自己参加非客观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行为作辩护:“这是为了回复Peter Schwartz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所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求那些与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系的人必须被逐出这个运动…我观察到客观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信仰体制;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由与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沟通的过程中学习更多东西。”但艾茵•兰德协会则否认凯利对于这起分裂的解释。之后列奥那多•培可夫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客观主义的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真理和道德良善是直接相关的。培可夫将凯利驱逐出艾茵•兰德协会,因此凯利又创立了客观主义研究协会(被称为“客观主义中心”)。分裂出来的客观主义中心又成立了“阿特拉斯学会”(The Atlas Society),以独立的网站吸引艾茵•兰德的小说读者,并将兰德的角色轻描淡写为哲学家。这个分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客观主义的普及层面,客观主义中心本身主要便从事于学术界的宣传。
客观主义中心的所长是Edward Hudgins,他同时也是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智囊团)的成员,大卫•凯利则保有创立者和资深学者的头衔。阿特拉斯学会和客观主义中心也出版了“新个人主义者”(The New Individualist)的杂志。在最近的日德兰邮报事件中,新个人主义者杂志是美国第一本敢将声名狼藉的穆罕默德卡通置于封面的杂志。
大众文化
纽约时报的“Book Notes”专栏在1991年对国会图书馆和每月读者俱乐部的调查中,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读者俱乐部成员列为第二具影响力的书籍,仅次于圣经。
加拿大的摇滚乐团匆促乐团的其中一名鼓手和填词者—尼尔•佩尔特也受到了兰德小说的影响,诸如在1975年的Fly By Night专辑里的“Anthem”一曲和1976年2112专辑里的标题歌曲都可以发现兰德的影响。不过,佩尔特本人否认自己是客观主义者。同样的,匆促乐团的风格也很快的改变,远离了原先和兰德哲学类似的风格。
在第四季的辛普森(名为“A Streetcar Named Marge”的一集)中,玛姬•辛普森被安排就读的学校名为“艾茵•兰德小孩学校”,学校里禁止奶瓶和奶嘴以鼓励小孩发展“心中的奶瓶”,另外校长还阅读一本名为“源头饮食”的书。
一个名为“The Atlasphere”的线上社区聚集了不少兰德的书迷,并建立一个网志记载有关兰德的重要报道和受到兰德影响的名人,而“Randex”则收集了有关兰德和她的作品的新闻.。
2007年发行的电脑和XBox游戏《Bioshock》则将场景设定于一个终极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天堂,由一名叫做“Andrew Ryan”(显然指的是“Ayn Rand”)的苏联流亡者在1946年所创立,场景设定几乎就是兰德理想中的世界,尽管城市在游戏最后将会毁灭。
哲学影响
在分析哲学——英语国家主流的哲学运动里,兰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没有任何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大学将兰德或客观主义视为是重要的哲学部分或研究领域。而许多欧陆哲学的支持者和学者也批评兰德对于私利的拥护,因此也很少重视兰德的作品和客观主义运动。不过,在一些顶尖的学术机构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的爱许兰大学、以及匹兹堡大学里,研究兰德的哲学可以获得奖学金。艾茵•兰德协会的客观主义学院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也是通过认证的,在那里学习客观主义课程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大学的学分。
8批评编辑
哲学批评
虽然兰德的客观主义很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这也有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虽然诺齐克很支持兰德的客观主义产生了类似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理念,但他不认为她的哲学理论能有效正当化这些理念。尤其是,诺齐克在论文中批评兰德将她的论点根基于伦理学上,兰德主张每个个人自己的生命是他们唯一的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其他的价值观有可能实现。诺齐克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够详细,他认为兰德需要进一步阐述为什么某些人会宁愿选择死去而不愿拥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主张兰德试图在道德上替利己主义辩护是犯了丐词魔术错误的例子之一。
文学批评
兰德的小说—尤其是她的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获得的评论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些小说往往过于冗长,而且以文学技巧不高的情节来重复许多哲学概念。一些批评者认为兰德的理想主义哲学和她的浪漫文学风格是与自然和真实人类行为互相矛盾的。这些批评者宣称兰德的小说充斥着不切实际而肤浅的角色模型,让兰德能以此作为褒贬的对象。在小说中客观主义的完美英雄都难以置信地富裕、聪明、俊美、并且免于遭受质疑,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虚弱的、可怜的、不稳定的、并缺乏想像力和天资。兰德对这些批评的回复则是发表了《我作品的目标》(1963年)一文,和其他收集在她《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的哲学》(1975年)一书中的散文,说明她的目的是写出一种理想的人物,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而是应该和可能存在的人物。除此之外,兰德小说的拥护者指出她的英雄都不是彻底完美、而且也不是每个都很富裕,而反面人物也并非都是虚弱而可怜的。
安•兰德:美国 自由 精神 守护者
一个女人,对许多美国商界领袖、财富500强企业产生了强烈而独到的影响,她就是安兰德。
安兰德,原名艾丽莎•罗森鲍姆,她写下了《阿特拉斯耸耸肩》《源泉》《颂歌》等多部畅销小说,开创了美国客观主义哲学运动,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安兰德推崇理性,主张“个人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因为,那样会扼杀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政府应当将经济的运转交给企业家,会带来一个既繁荣又合乎正义的社会。
安兰德一生著述百余种,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纽约时报》1991年一项读者调查显示,《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认为是一本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籍。
《经济学人》1991年一篇介绍她的文章称:“兰德的小说每年卖出约30万本,鼓励读者大量思考他们自身,在立大功的同时也赚了大钱。”
安兰德的追随者们相信,她凭借个人才华摧毁了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思潮,力挽了自由主义的衰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复兴,导致了一大批富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的出现。
其中,包括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美国最大银行之一美国BB&T银行前CEO约翰•阿里森、吉列公司CEO詹姆斯•基尔茨、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等,这些人几乎都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企业家,对世界商业潮流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人说,不了解安兰德,就无法理解“美国精神”。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安兰德到底是谁?
艾丽莎,逃离俄国
1905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户犹太人家中,兰德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为“艾丽莎”。艾丽莎的父亲是药店老板,生意打理得不错,全家人过着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
艾丽莎天生聪慧,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和小说,九岁时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艾丽莎擅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别人如何评价、父母赞成与否,她全不在乎,她认为凡事判断都应遵循自己的价值标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8年,艾丽莎全家逃亡至克里米亚半岛。为了生存,他们开始重操旧业。1921年,红军攻下了克里米亚,政府没收了父亲的药店。
同年,艾丽莎高中毕业。随父亲回故乡,就读原圣彼得堡大学。自十月革命后,这所大学被政府接管,改成了一所国立大学,后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
俄国革命内战期间,列宁格勒大学的教学活动受到政府的干预。许多表达不满的教职员工被控***或同情***罪而锒铛入狱。“罪行”严重者,全家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还有人被直接处死。
这一切令艾丽莎十分厌恶。她收集了各种反苏的言论,连同自己的感受和遭遇一并写入日记。随着清洗运动的加剧,艾丽莎担心自己的言行会牵连家人,不得不把日记烧了,在大学里过着低调的生活。
大学三年,除了主修历史专业之外,她还选了古典哲学课程。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深深地影响了她,这为她后来的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哲学基础。艾丽莎酷爱戏剧和电影,大学毕业后便进国家电影艺术研究所研修“影剧创作”。
东正教笼罩下的俄国蒙昧主义气氛,以及沉闷的沙俄文化给艾丽莎的童年留下了灰暗的阴影。而后,肃杀的政治铁幕,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她创伤的记忆中沉淀。她说,革命和夺权运动实质上是对个人主义的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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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府邸的公爵
吧主11安兰德新生
1926年,在母亲的协助下,艾丽莎获得了赴美探亲的机会。经过漫长的旅行,她终于抵达纽约港,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她的眼前。
高耸入云的大楼栉比鳞次,七彩斑斓的霓虹灯彻夜通明,这一切令艾丽莎无比震撼。她在小说《源泉》里写道:
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一睹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如果这里面临战争的威胁,我会将我自己抛身天际,以我的肉身保护这一切。
然而,更触动艾丽莎心灵的是,美国社会普遍信奉个体主义精神以及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在这里有好莱坞电影,有自由的写作环境,没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意志,没有言论钳制,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一次演讲中,她激动地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高贵、在最初的建国原则上唯一道德的国家。
1926年,艾丽莎到美国的时候才21岁。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全盛的“咆哮的二十年代”。
那时,企业家勇于冒险,科学家敢于创新。许多发明都在那个年代出现:空调、冰箱、拉链、无线电、黏胶带、收音机。许多行业都在那个年代兴旺:汽车产业如日中天,电网电厂似雨后春笋,日用化工业全面勃发,好莱坞电影欣欣向荣,华尔街金融业更是如火如荼。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1920年后十年,美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地把英国、德国甩在后面,更不用提苏俄了。美国资本主义辉煌的成就,让艾丽莎更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念。虽然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英文,却立志成为一名好莱坞的剧作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兰德。
安兰德在芝加哥短暂停留后,只身去了好莱坞。在好莱坞,她遇到导演德米勒(Cecil B.
DeMille),成为影片《万王之王》的临时演员以及剧本审稿员。最幸运的是,她邂逅了她的梦中情人——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
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咆哮的二十年代”渐入尾声,经济大萧条的阴影呈现。股灾、企业倒闭、失业等待救济的人潮接踵而至。德米勒关了片厂。安兰德只能在外打零工,每天赚30多美分,日子过得很清贫。以前她还能往老家寄钱,现在家里反倒寄钱给她。
尽管生活艰苦,但安兰德还是坚持写作,她在日记中激励自己道:“不要为自己多考虑,多考虑自己的作品,你并不存在,你只是台写作的机器,你没有资格自恋,因为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1929年,就在她签证期满的时候,弗兰克与她缔结连理。从此,安兰德结束了在美国漂泊的日子。1931年3月,安兰德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1929年,安兰德在一家戏服制造厂打工。为了能节省出写作时间,她甚至带一台打印机来上班。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完成了两部剧本,一部是《红小卒》,另一部是《1月16日之夜》。
前者卖给了环球电影公司,后者卖给了百老汇的剧院。之后,她开始全职写作。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于1934年完成。
《我们活着的人》是兰德最具自传风格的一部小说,主题是批评前苏联的野蛮生活。客观主义中心学者斯蒂芬•考克斯(Stephen
Cox)后来评论道:“《我们活着的人》出版时,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在政府高层最得势之际,但它并没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的大政府政策把经济越搞越糟,民众开始怀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这场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就在一片“挽救经济”的呼声中,罗斯福上台,开始新政。事实上,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在挽救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是在按照社会主义或进步主义的主张进行改革。
最让安兰德困扰的是,罗斯福时代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当时,主流学者以及罗斯福的智囊团都是亲苏派,教育学家约翰•杜威发表《苏俄印象记》。他说“苏联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罗斯福的助手简•亚当斯称“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
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曾经去苏联进行过短暂的访问,但有的根本就没有去过苏联!他们不像安兰德在苏俄长大,经历过残酷的斗争,甚至为此背井离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没收,看着自己的同胞惨遭迫害和屠杀而束手无策。那是一个没有“个人”价值的恐怖世界,一个安兰德做梦也想逃离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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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府邸的公爵
吧主11个人主义卫士
面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左转,安兰德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她要向世人展示前苏联制度的可怕和残酷。
1934年的《我们活着的人》以及1938年的《颂歌》就是安兰德基于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写成的。《颂歌》是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虚构了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服务国家而存在。
《颂歌》隐喻的是知识分子向往的苏联。安兰德认为,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个人将失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受政府摆布,最终沦为他们的奴隶。
在《颂歌》这部小说中,安兰德哲学的理性利己主义已经基本呈现出来。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这种“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颂歌》的初版只能在1938年于英国发行。
直到1946年安兰德出名了,《颂歌》才得以回美国再版,结果好评如潮。1991年美国权威的“现代文库”评选20世纪100部英文小说,在“读者投票榜单”上,《颂歌》排名第二。
另一部歌颂个人主义、讽刺集体主义的作品是兰德的长篇小说《源泉》。《源泉》于1934年发表,安兰德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才写完。
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天才建筑师洛克(Howard
Roark)与传统世俗社会对抗的故事。安兰德说,她写《源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推销她的政治哲学,而是希望塑造一个理想人物。
通过洛克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忠于自己人生理念的个体英雄主义形象,安兰德阐释自己的理性利己主义伦理学。她借洛克之口指出,是创造者在推动这个世界不断进步,但人的目的是自身的,而不是利他的。创造者不是无私的,而是为自己生存,只有通过为自己生存的这种形式,他才能成就荣耀人类的伟大创举,“人的自我意识(利己)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源泉》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开始仍遭多家出版商拒绝,但几经周折上市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凭着口碑相传,在短短的两年时间,该书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强。而且,这本书历久不衰,几乎每年以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源泉》让兰德声名大噪,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卫士。
1945年,兰德开始着手写她的第二部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历经12年,《阿特拉斯耸耸肩》终于发表了。出版后首版10万册被一抢而空,连续再版之后,仍然很受欢迎。
据统计,《阿特拉斯耸耸肩》每年能卖20多万册,至今,其销量已突破1000万册。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读者票选,《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认为是一本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
这本厚达千页的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财富创造者因为无法忍受掠夺者的管制和盘剥,最终走上了**的道路。
在小说中,政府每增加一次管制,就给企业制造一次危机,而每一次危机又带来政府新的管制,直至企业被这些掠夺者拖垮为止。事实上,《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整个社会都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好的企业被迫关门停产,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一个个神秘地消失。
小说中的人物达格尼和里尔登也不例外。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逃亡企业家的藏身之处—亚特兰蒂斯。他们见到了天才的发明家、工程师约翰•高尔特(John
Galt)。
原来,高尔特和他们遭遇类似,但他不愿意向财富掠夺者妥协,拒绝为社会做出任何创造性的贡献。他说:“我以我的生命和我的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活,也永不再要求别人为我而活。”高尔特不仅自己**,而且游说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发明家加入到**的行列。
由于发明创造者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时候,高尔特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说。在高尔特的演说中,安兰德详细阐述了她主要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学—客观现实(“要想征服自然,就应该服从自然或者愿望本身无法成为事实”);认识论—理性(“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着它”);伦理—利己(“人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资本主义(“不自由,毋宁死”)。
在这部小说中,安兰德把企业家视作财富的创造者,是支撑这个世界的巨人。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本书奠定了安兰德在美国社会的声望。以此为出发点,安兰德独树一帜,成立了客观主义哲学团体,到各大城市、各所大学讲学,接受媒体访问,传扬理性利己主义,支持资本家,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在“商人和哲学家国家联合会”上,她感慨地说:“商人是美国文明社会最后的希望。”
安兰德不承认所谓的“经济权利”,她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实施福利制度,政府正当的功能角色只有三个:**、法院和国防军,而这三者都和保障个人权利有关。
她说,政府的本质是必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所谓“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
安兰德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肯定,人的利己以及追求幸福得到了法律保障。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主人和奴隶,而是大家自由、自愿的交易,他们互惠互利;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保障、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同时,也不被政府本身侵犯。
2008年末,美国奥巴马政府准备大规模救市,试图通过增加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增加税收来摆脱危机。安兰德的思想在美国又掀起一浪高潮。《阿特拉斯耸耸肩》不但被排入亚马逊畅销书前十强,还一度蝉联冠军。是的,每次政府要出台重要的干预市场政策时,人们就想到了安兰德,就想到了高尔特。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摩尔(Stephen
Moore)在《在52年内从虚构变成现实》中写道:“只要要求每位奥巴马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都阅读《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我相信我们会加速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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