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解剖刀

哈耶克的解剖刀 (2016-11-30 21:31:54)转载 一 阿克顿在十九世纪后期先知般地预言： “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这个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 先知之所以是先知，是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的历史。围绕先知的往往是悲剧，悲剧的原因不仅仅是当时的人们对他们的理论不能理解和接受，更在于即使是他们的预言被事实所验证，人们仍然不知悔改。 众所周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其实他还有许多同样分量的名言，比如：伟人几乎总是坏人。 比如：社会主义意味着奴隶制度。 二 继阿克顿之后，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给这个主义走向专制的过程做了精细手术。这位以经济学成就冠绝当世的学者，像一位解剖学和病理学大师一样，对阿克顿指出的那个奴隶制度解剖到了灵魂。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 这句话中，第一个“社会主义”是指这种无限接近所谓公有制的主义，第二个“社会主义者”是指青睐这种主义的理论家们。这个主义的理论家却不赞成这种主义的实施手段，是因为哈耶克清楚地看到：公有制是一种乌托邦，乌托邦信仰者无不具有自命为美好的情怀和高尚的方法。但是，这种主义一旦进入实践，就会命中注定地侵犯人权、剥夺自由、经济崩溃、破坏民主，乃至全社会道德沦丧。即他接下来分析的：空想阶段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 空想阶段的社会主义者们心理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坎——民主。如果没有民主，绝对称不上社会主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一旦往实践中迈进一步，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民主。 三 数百年来，自命崇高的社会主义者们，都认为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他们貌似志同道合，并且总是人多势众。但是哈耶克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一旦开始他们构建乌托邦的行动，却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建立，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为什么会这样？哈耶克解剖出了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素质高低主要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知识的高低。而一个社会中最好的分子，肯定是那些教育和知识较高的人，而不是相反。文化大革命试图颠覆这个规律，工人和农民把专家教授医生关进了牛棚，自己占领了大学讲台、医院手术台，成了人类永远的笑话。 哈耶克指出一个事实：每个人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趋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 而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主义需要笼络大量人群，他们要在人群中去寻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这样就必然导致道德和知识标准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那里，人性共有的比较原始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四 稍有理性的人就会承认：一个社会的优秀成员，即哈耶克说的“好分子”，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知识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赤裸裸的反人类文明的疯狂念头。 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低级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假如有一万人，可以肯定全部都是好色或者好“吃喝拉撒”者，但如果说到交响乐，喜欢欣赏并且能够听懂的人已经不足千分之一。因此，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毫无疑问乃是最小的公分母——人的原始本能。 社会主义者需要构建一个人数众多的、价值标准趋同的集团，这样他们才能把他们的价值标准强加给社会所有的人。为了保证人数的优势，这个集团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教育和高度趣味的人，而是那些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更多被原始本能控制的人，更是那些把人多势众作为坚强后盾的人。 一个高明的独裁者不会完全依靠这些只具有简单和原始本能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只可当成掀起祸乱的炮灰，不足以完成他的社会主义事业，真要成大事，他必须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这就是阳谋、反右、牛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革等事件的发生原因。 五 第二个原因：专制者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天生只会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他们都会接受。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这些思想模糊、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深谙此道，著名的言论就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他们的做法还远远不及东方负责任大国，在那里，所有所谓的媒体都是掏纳税人的钱官办的，明言姓党，因言获罪则做为优良传统一直在保持和发扬。 哈耶克所说的这些“温驯的、易受骗的、没有自己坚强信念、思想模糊的人”，满世界放眼皆是，无论东方西方，都充满了陈丹青所说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这些人就是教育程度和趣味都不高的群氓。 不过哈耶克所指的这些人，还只是1930年代的西方人，他们还有起码的言论自由，还有无数独立媒体和独立学者，因而尽管不乏社会主义者“大声地、喋喋不休”地鼓吹社会主义好，仍然会有相应地反对声音力图让人们清醒，即使是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也没能彻底割断知识分子的喉咙，至少他们没有发明出“收听敌台罪”。 六 第三个原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巧妙而深刻地利用了人性的幽暗，它必须为人群制造敌人。 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必然要想尽办法团结人民，他会发现，人类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是天生的，顺应人的这种天性，给他们制造敌人和仇恨，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低素质群氓拥护的领袖。这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 哈耶克说：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支持，更要获得广大群众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利用“为人民制造敌人”来为自已服务。煽动民族主义、挑起领土争端、提醒屈辱历史、指称内部敌人，这些小小的花招是糊弄知识不高、趣味低级的群氓的永远有效的法宝，只需偶尔使出一招儿，专制者就会为自己赢得许多做手脚的机会，尤其是国内各种矛盾紧张的时候，这些花招更是缓解压力、金蝉脱壳的灵丹妙药，这些低级游戏对智商不高的愚民们永远有效。 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或是外部的，永远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引自“360 doc”作者：张立军 青囊客评曰：“每个人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趋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他们要在人群中去寻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这样就必然导致道德和知识标准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那里，人性共有的比较原始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就是那种寻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比较原始的本能与趣味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出现的只能是社会道德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