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正确认识苏联是一件难事 http://shenase.blogchina.com/924876834.html 2016-12-06 09:43:08栏目：默认栏目 8117 19 507 15 哈耶克.jpg 正确认识苏联是一件难事 文/沈阿瑟 从1928 年到1960 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这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了。如此快速的成长，曾让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正好是西方经济大萧条及后续梦魇不断的期间。面对苏联的经济繁荣，西方的一些政治人物和知名学者，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大概的确要在全世界灭亡了。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对这快速的成长兴奋不已。1956 年，赫鲁晓夫在对西方外交官的一次演说中，也狂妄地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 直到1977 年，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主流教科书还宣称，从经济成长、提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甚至在创造人的利他动机等各方面来看，苏联式的经济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怜的西方资本主义只在提供政治自由方面表现较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萨缪尔森，在他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中，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 年版的《经济学》一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在1980 年更新版的大著中，他的分析结论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 年。 然而，后见之幸的我们，却亲眼看到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在1991年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后见之明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无法长久持续，到1970 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最重要的教训是，苏联实行的那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违背人类的天性，抹杀了私用财产制度能自然引发的创新精神。榨取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终究只能维持一时，乌托邦式的大同制度，只能给民众带来无尽的灾难，最后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是必然的。 但有两位智者，却早就预见了苏联的破产，一位是西方的哈耶克，一位是中国的胡适。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四十一岁的哈耶克，觉得自己应该跳出纯粹经济学的研究，结合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来写一本解释当时混乱世界本质并分析人类未来的书出来。他历时四年，终于写了出来，这便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哈耶克在书中阐述道，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哈耶克主张，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资源需求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中央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哈氏进一步主张，社会大众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哈耶克主张，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恶化后，一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对哈耶克而言，“通往奴役之路”代表了国家进行中央计划的开端，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 哈耶克1.JPG 以上加粗的文字，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为斯大林和希特勒量身定制的。但是，英雄可能是寂寞的，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注意。此书的中文第一版于1985年进入台湾，并于1990年出中文第二版，由殷海光主译。中文版进入大陆，则是1997年的事了。 苏联的垮塌，印证了哈耶克思想的深邃和远大。就在哈耶克预测苏联前途的四十年代，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比哈氏年长八岁的中国人，也在时刻关注着苏联，这个人便是胡适。胡适认识苏联的过程，有起伏，并走了弯路，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与哈耶克的预测，却是殊途而同归。 远在1925年，中国的知识界就已经开始对苏联这个新社会有兴趣，当时徐志摩是《晨报副刊》的主编，组织一帮人写文章、作讨论，对苏联这个新生事物相互争论。参加讨论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李璜、常燕生、陈翰笙、江绍原、刘侃元、张荣福和胡石青等，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文化知识界的名流。但胡适并没有参与这场争论，因为笃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胡适博士，表示“我要先去苏联看看，才能开始说话”。 1926年，胡适去欧洲，途径苏联，在那儿呆了三天。后来他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只考察了三天，又是苏俄当局的刻意安排，所以新生出来的苏联，给胡博士的感觉是比较正面的：看来不错，有欣欣向荣的迹象。 胡适对苏联这个新生事物保持善意的好感，一直持续到1934年。1934年下半年开始，胡适对苏联国内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胡适的看法就渐渐改变了。他1934年12月18日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有一段论及苏联国内政治控制的运作方式，他这样说道：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却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地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1936年起，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8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1937年1月，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处死刑。胡适在1937年6月20日《独立评论》二三九号的编辑后记里说：“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 到了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演说，最后说道，“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它，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末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得知，当时的胡适，还没有读到哈耶克的英文书《通往奴役之路》的，但他的分析，已经与哈耶克英雄所见略同了（胡适要到1954年通过殷海光才读到哈耶克的论述的）。 胡适.jpg 胡适先生没有看到苏联的崩塌，但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终于活着看到了1989年秋天XX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及1991年在苏联的崩溃。哈耶克在写给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的信里，他动情地说道：“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