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谁应当是主人？
米塞斯：谁应当是主人？
https://mp.weixin.qq.com/s/QB34ks1bfirqINs-8VzsPw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今天
导读
本文节选自《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文中分析了为什么头脑狭隘的专家，会成为推动普遍官僚化过程的一股强大势力。
谁应当是主人？
文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冯克利、姚中秋译
在任何劳动分工体系中，都要有协调不同专业人员活动的原则。如果专业人员无法从至高无上的公众中找到向导，他的努力使失去了目标。不言而喻，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消费者。
在市场社会里，利润动机是指导原则。在政府管制下，严格控制是指导原则，不存在第三种可能。如果一个人不受在市场上挣钱这种动机的驱使，那就得给他制定一部必须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法典。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常遇到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它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忽视了个人的责任。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可是从社会的观点看，公民的责任要比他们的权利更重要。
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种反民主的批评意见的政治和宪法含义。在各种权利法案中载明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伤害。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都应当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奴隶。
在经济领域，获得并拥有财产的权利，不是一种特权。它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则。想去挣钱、获得和拥有财富的人，必须为消费者服务。利润动机是使公众至高无上的手段。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越是成功，他挣钱就越多。企业家通过用最低的成本生产鞋子而致富，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如果法律限制他的致富权利，大多数人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法律只会有利于他那些缺乏效率的竞争者，它不会降低而是会提高鞋子的价格。
利润是对那些最好地履行了自愿承担的任务者的奖赏。它是使大众成为至高无上的手段。普通人是消费者，工业家及其助手为他们而工作。
有人反驳说，就大企业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消费者没有选择，只能要么给大企业付钱，要么放弃自己的某种不可缺少的需求。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企业家规定的价格。大企业不再是供货商和伙夫，而是成了主子。它不必改进自己的服务，降低价格。
我们不妨以连接两座城市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为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另一些运输工具跟铁路展开竞争的事实：公共汽车、客车、飞机以及河道船舶。在这种情况下，想出门旅行的人，只能向铁路付钱。然而这并没有消除公司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兴趣。打算出门旅行的人，并非都必须无条件地出行。为观光和为做生意而出门的乘客数量，取决于服务的效率和价格。有些人无论如何也得出差，另一些人只有在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以及便宜的价格具有吸引力时，才会出门旅行。正是这后一部分人的支出，决定着公司的生意是停滞不前甚至十分糟糕还是有利可图。假如这条具有极端假设性的铁路的情况如此，那么任何其他商业部门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一切专业人士，不管是工商业人士还是专业人士，都十分清楚，他们要依赖消费者的引导。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消费者服务。对基本社会问题缺乏理解的专业人士，极为厌恶这种“仆人的地位”，他们希望从中解脱出来。头脑狭隘的专家，是推动普遍官僚化过程的一股强大势力。
建筑师必须使蓝图符合居住者的愿望。如果是公寓住宅，蓝图必须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即房屋要适合不同房客的嗜好，从而很容易租出去。建筑师自认为比缺少品味的、愚蠢的普通人更清楚好房子应当是什么样子，没有必要搞清楚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当他为了迎合顾客而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奇妙设计时，他可以怒气冲天。他渴望一种理想状态，能够按自己的艺术标准建造房屋。他希望政府设立一个住宅部，他希望怀着自己的白日梦成为这个部门的头头。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住房了。
如果有人把这位建筑师称为未来的独裁者，是对他的大不敬。他可以反唇相讥：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从而造福于他们。这些人太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益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必须由政府支持的专家来照料他们。应当制定一部禁止丑陋建筑的法律。然而我们不妨问一句：由谁来决定建筑风格的优劣?我们的建筑师会回答说，当然是我这位专家。他勇敢地无视一个事实：甚至在建筑师中间，也存在着对风格和艺术价值的严重分歧。
我们不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建筑师，即使在官僚独裁和极权主义体制下，也不能自由地按个人的设想建筑房屋。他必须服从上级官僚的嗜好，他们本人又要服从最高独裁者的怪念头。纳粹德国的建筑师是不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希特勒这位失意的艺术家的计划。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学领域里，就像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并不存在美丑的绝对标准。假如有人强迫自己的同胞服从他本人的价值标准，他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幸福。只有他们本人能够决定，什么可以让他们幸福，什么不能使他们幸福。一个人很想去看《阿贝的爱尔兰玫瑰》，你却非让他去看《哈姆雷特》的完美演出，这并没有增加他的幸福。你可以嘲笑他品味低下，可是在他的个人满足这件事上，只能由他本人做主。
独裁的营养学专家，想按自己的完美饮食的设想为同胞提供食品。他要像养牛的人饲养牛群那样去饲养人群。他没有认识到，营养学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达到另一些目的的手段。农民养牛不是为了让牛幸福，而是为了用膘肥体壮的牛去达到另一种目的。有各种养牛方案，他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他想得到尽可能多的牛奶还是尽可能多的牛肉。每个独裁者都像养牛者对待自己的牛群一样，有喂养、培育和训练自己国民的计划。他的目的不是使人民幸福，而是让他们的处境给独裁者带来幸福。他要驯化他们，给他们牛群的待遇。喂牛的人，也是仁慈的专制者啊。
问题是，谁应当成为主人?是让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之路，还是让独裁者为了使自己更加幸福而努力前进，把他的同胞当做铺路石?
我们可以承认，有些专家是正确的，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行为很愚蠢。然而你把一个人置于监护之下，不可能使他更幸福。各种政府机构里的专家，肯定是些出色的人。但是一遇到立法机构否定了他们精心做出的设计时他们就勃然大怒，却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代议制政府有什么用处?它不过是在跟我们的良好意愿过不去。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谁应当管理国家?选民还是官僚?
智力低下的人也能用鞭子强迫别人服从，为公众服务却需要头脑和精明。只有少数人生产出了比竞争者更好更便宜的鞋子。失败的专家总是求助于官僚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无法在竞争系统中获胜。对于他来说，彻底的官僚化便是他的避风港。借助予官方的权力，他就能利用警察力量落实自己的统治。
在这些计划的狂热信徒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他们知道自己的低能和无效率。知道自己没有竞争能力的人，便诅咒“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不适合为同胞服务的人，便想统治他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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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今天
导读
本文节选自《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文中分析了为什么头脑狭隘的专家，会成为推动普遍官僚化过程的一股强大势力。
谁应当是主人？
文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冯克利、姚中秋译
在任何劳动分工体系中，都要有协调不同专业人员活动的原则。如果专业人员无法从至高无上的公众中找到向导，他的努力使失去了目标。不言而喻，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消费者。
在市场社会里，利润动机是指导原则。在政府管制下，严格控制是指导原则，不存在第三种可能。如果一个人不受在市场上挣钱这种动机的驱使，那就得给他制定一部必须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法典。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常遇到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它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忽视了个人的责任。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可是从社会的观点看，公民的责任要比他们的权利更重要。
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种反民主的批评意见的政治和宪法含义。在各种权利法案中载明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伤害。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都应当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奴隶。
在经济领域，获得并拥有财产的权利，不是一种特权。它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则。想去挣钱、获得和拥有财富的人，必须为消费者服务。利润动机是使公众至高无上的手段。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越是成功，他挣钱就越多。企业家通过用最低的成本生产鞋子而致富，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如果法律限制他的致富权利，大多数人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法律只会有利于他那些缺乏效率的竞争者，它不会降低而是会提高鞋子的价格。
利润是对那些最好地履行了自愿承担的任务者的奖赏。它是使大众成为至高无上的手段。普通人是消费者，工业家及其助手为他们而工作。
有人反驳说，就大企业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消费者没有选择，只能要么给大企业付钱，要么放弃自己的某种不可缺少的需求。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企业家规定的价格。大企业不再是供货商和伙夫，而是成了主子。它不必改进自己的服务，降低价格。
我们不妨以连接两座城市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为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另一些运输工具跟铁路展开竞争的事实：公共汽车、客车、飞机以及河道船舶。在这种情况下，想出门旅行的人，只能向铁路付钱。然而这并没有消除公司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兴趣。打算出门旅行的人，并非都必须无条件地出行。为观光和为做生意而出门的乘客数量，取决于服务的效率和价格。有些人无论如何也得出差，另一些人只有在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以及便宜的价格具有吸引力时，才会出门旅行。正是这后一部分人的支出，决定着公司的生意是停滞不前甚至十分糟糕还是有利可图。假如这条具有极端假设性的铁路的情况如此，那么任何其他商业部门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一切专业人士，不管是工商业人士还是专业人士，都十分清楚，他们要依赖消费者的引导。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消费者服务。对基本社会问题缺乏理解的专业人士，极为厌恶这种“仆人的地位”，他们希望从中解脱出来。头脑狭隘的专家，是推动普遍官僚化过程的一股强大势力。
建筑师必须使蓝图符合居住者的愿望。如果是公寓住宅，蓝图必须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即房屋要适合不同房客的嗜好，从而很容易租出去。建筑师自认为比缺少品味的、愚蠢的普通人更清楚好房子应当是什么样子，没有必要搞清楚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当他为了迎合顾客而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奇妙设计时，他可以怒气冲天。他渴望一种理想状态，能够按自己的艺术标准建造房屋。他希望政府设立一个住宅部，他希望怀着自己的白日梦成为这个部门的头头。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住房了。
如果有人把这位建筑师称为未来的独裁者，是对他的大不敬。他可以反唇相讥：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从而造福于他们。这些人太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益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必须由政府支持的专家来照料他们。应当制定一部禁止丑陋建筑的法律。然而我们不妨问一句：由谁来决定建筑风格的优劣?我们的建筑师会回答说，当然是我这位专家。他勇敢地无视一个事实：甚至在建筑师中间，也存在着对风格和艺术价值的严重分歧。
我们不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建筑师，即使在官僚独裁和极权主义体制下，也不能自由地按个人的设想建筑房屋。他必须服从上级官僚的嗜好，他们本人又要服从最高独裁者的怪念头。纳粹德国的建筑师是不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希特勒这位失意的艺术家的计划。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学领域里，就像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并不存在美丑的绝对标准。假如有人强迫自己的同胞服从他本人的价值标准，他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幸福。只有他们本人能够决定，什么可以让他们幸福，什么不能使他们幸福。一个人很想去看《阿贝的爱尔兰玫瑰》，你却非让他去看《哈姆雷特》的完美演出，这并没有增加他的幸福。你可以嘲笑他品味低下，可是在他的个人满足这件事上，只能由他本人做主。
独裁的营养学专家，想按自己的完美饮食的设想为同胞提供食品。他要像养牛的人饲养牛群那样去饲养人群。他没有认识到，营养学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达到另一些目的的手段。农民养牛不是为了让牛幸福，而是为了用膘肥体壮的牛去达到另一种目的。有各种养牛方案，他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他想得到尽可能多的牛奶还是尽可能多的牛肉。每个独裁者都像养牛者对待自己的牛群一样，有喂养、培育和训练自己国民的计划。他的目的不是使人民幸福，而是让他们的处境给独裁者带来幸福。他要驯化他们，给他们牛群的待遇。喂牛的人，也是仁慈的专制者啊。
问题是，谁应当成为主人?是让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之路，还是让独裁者为了使自己更加幸福而努力前进，把他的同胞当做铺路石?
我们可以承认，有些专家是正确的，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行为很愚蠢。然而你把一个人置于监护之下，不可能使他更幸福。各种政府机构里的专家，肯定是些出色的人。但是一遇到立法机构否定了他们精心做出的设计时他们就勃然大怒，却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代议制政府有什么用处?它不过是在跟我们的良好意愿过不去。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谁应当管理国家?选民还是官僚?
智力低下的人也能用鞭子强迫别人服从，为公众服务却需要头脑和精明。只有少数人生产出了比竞争者更好更便宜的鞋子。失败的专家总是求助于官僚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无法在竞争系统中获胜。对于他来说，彻底的官僚化便是他的避风港。借助予官方的权力，他就能利用警察力量落实自己的统治。
在这些计划的狂热信徒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他们知道自己的低能和无效率。知道自己没有竞争能力的人，便诅咒“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不适合为同胞服务的人，便想统治他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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