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逝世40周年祭：被嫌弃的蒋介石的后半生

2015.04.03 总第37期 作者：刘仲敬 编者按：2015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40周年纪念日，历史频道邀请了武汉大学学者刘仲敬对蒋介石的台湾岁月进行解读。 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伯拉》（《大食故宫余裁》）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老国王的两个女儿性格不同。大公主胆大放肆，小公主听话懦弱。老国王起初糊里糊涂，自由放任。大公主私奔以后，他大为恼怒，然而无济于事。马后炮的家规家教全都落到老实的小女儿头上，使得后者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姐姐一起逃走。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总结历史教训的方式，跟这位老国王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人得到的待遇，跟这位小公主也颇为神似。历史应该怎样全面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蒋介石自己的心目中，他是因为太仁慈、太民主、太讲道义才吃亏上当的。他在日记中发泄说，这些仁义道德的美好价值都变成了毁灭的祸根。 他一度非常尊重满口自由和宪法的知识分子，为了赢得这些人的赞美，一再牺牲了自己最忠诚的部属，然后亲眼看到这批法利赛人面不改色地抛弃他，跪倒在六国饭店面前，油腔滑调地嘲笑自由和宪法的虚伪性。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他居然没有沦为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令人佩服的地方。不过，他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并没有什么进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他的理解力天花板跟普通地铁上的报刊读者差不了太多。普通人的认知特点就是：对于他理解不了的复杂局面，很快就会退回了舒适的道德判断上。因为他们都是不讲道义的恶人，这就足够了。 国民党从整体上讲，就是一群拿错剧本的演员。蒋介石作为这批人的领袖，经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历史地位。他在台湾的角色、甚至在抗战以后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充满了这种悖谬性。由于他后半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坚守了冷战斗士的岗位，往往给粗心的读者造成误会，以为他一直是这种人。 很少有人注意到：1945年的接收和冷战时期的改造并不是两条对立的路线，而是国有化的两个不同阶段。打倒官僚经营、拥护民生主义的真实意义，跟打倒商品交易、拥护市场经济的真实意义是差不了多少。近代史专家的心智柔韧性已经发展到如此叹为观止的境界，你就很难指望他们能够以大致正确的比例感理解二十世纪的基本格局。 首先，我们要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都在向左转，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差异。大体上讲，当然也仅仅是从大体上讲，苏联最激烈，德国次之，英美最轻微。在1937年以前的远东，苏区最激烈，满洲国次之，国民政府再次之，日本比较轻微，香港和上海租界甚至比欧洲和美国更轻微。战争爆发以后，左倾秩序发生变化。国民政府的左倾程度超过了满洲国，后者又超过了汪兆铭政权。 重庆方面会发生这种变化，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宋子文主持的财政改革有阶段性。在币制改革和央行改革以后，金融界已经处在官督商办的状态。在资源委员会掌握了少数命脉企业以后，多数但分散的私营企业已经不能逃避柔性计划经济的总体部署。即使没有战争，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也已经没有多少悬念。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官僚资本或社会主义的改革，国民政府根本不会有考虑抗战的现实可能性，多半会像泰国一样默认失地，坐视日本和苏联在长城以外龙争虎斗。其二，迁都重庆以后，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和几乎全部的私营金融业留在了沦陷区。内迁的少数企业失去了上海的金融支持，几乎无法运作。政府的贷款和订单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实际上已经成为准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国府的军事、交通和建设事业大多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展开。历史路径的惯性和战争形势的逼迫相互支持，造成可想而知的后果。 汪兆铭尽管在战前代表比蒋介石更左倾的派系，但他的南京政权却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形势的吊诡。汪兆铭政权的财政形势比战前和战后的蒋介石政权更有利，因为他保留了税收基地所在的膏腴奥区，摆脱了蒋介石必须敲诈上海商人，用重金收买的内地各省。 日本人的限制使他无需，或不能供养蒋介石必须供养的大批军队。这些军队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国有化的主要刺激因素。再加上汪政权辖区遭到的轰炸比日本本土和重庆少得多，又有上海金融业的近水楼台之便，相对而言就变成了经济发展比较有利的地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消长和战线两侧的走私贸易明显是有利于南京一方的，而且优势有逐步扩大的倾向。由于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汪蒋双方都不能控制的国际因素，成王败寇的逻辑不能允许后人承认1945年的实际情况。 接收是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至少比1928年南京政府强占北洋旧人财产的举措规模大得多。如果你在汪兆铭政权辖区经营企业，那你就很难证明你的企业和敌伪财产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认真察看1950年代国有企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大部分居然来自1945年的东北日资企业和东南华人企业，而冷战双方都想让你相信，国有化肯定出于苏联盟友的策划。 1945年的接收和伪币兑换都是重庆方面对沦陷区居民的恶毒报复，部分出自以下这种不太值得敬佩的心理：我们在山沟里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看到你们在沿海地区这么舒服，实在难以忍受。傅斯年不假思索地暴露了这种心理，但具备这种心理的人绝不是只有他一个。沦陷区居民并非不清楚，重庆的胜利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看到这种知小而谋强、沐猴而冠带、器小而易盈、无德而用事的表演，不便公开的想法自然不难判断。他们出于政治正确的理由，不便说抗战的坏话，却不见得不高兴看到这些傲慢的征服者在另一方面倒霉。 至少周作人和向达之流肯定会认为：与其自己当坏人，不如自己和傅斯年一起当坏人。台湾作为没有受到战争和战时社会主义波及的地区，在大正式旧资本主义的笼罩下，民生尚称小康。国民党对这块土地的改造，无论土地改革、接受敌产、金融改革、基础建设，都是大大加强了统制经济的比重，主要以台湾原有精英阶级的牺牲为代价。台湾人对蒋介石的感受，比较接近哈瓦那市民对卡斯特罗的感受，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韩国市民对朴正熙的感受。一刀切的威权主义分析法低估了远东形势的复杂性，才会得出千奇百怪的结论。 蒋介石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从来就没有清晰的理解。他晚年越来越深陷入自己的特殊世界，把台北当成新广州和新重庆，等待再一次返回南京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理解经济模式的能力，又不能放弃世界四强的愉快幻想，本能地不愿关注地方性事务，结果给了台湾社会发展下一代精英的机会。七十年代以前，政府主持的基础建设分量较大。七十年代以后，民间企业的发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其实不仅是台湾的形势，也是全世界的潮流。从1917年开始的左倾化运动在七十年代达到最高峰，随即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同上次的摆动一样，也是波及全世界，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别。由于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下，国有和民间两种经济对应着两个社会，两者之间横亘着扭曲的痛苦和记忆，从这次摆动开始，未来的趋势已经不可能扭转了。你在越过道路的节点以后，是很难改变道路的方向的，至多只能加快或放慢速度。蒋介石没有能力理解和预见这条道路的终点，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福佑。这是一个托马斯•哈代式的故事，人类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时候，你总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