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指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经历三年困难局面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渡过难关，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该年年初召开中央扩大的“七千人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 恩 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明确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低调”发言，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内容 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1] 遭批判 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毛泽东认同康生意见。 客观上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 泽 东，敏感地把要求调整的种种主张串连起来，认定是要否定他的路线。如，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 泽 东，敏感地把将经济困难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的判断（刘少奇），归纳为“黑暗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主张（邓子恢），归纳为“单干风”；把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主张用一风吹办法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邓小平等），归纳为“翻案风”；把王稼祥建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整与民 主党派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李维汉），归纳为“投降风”。 并且还把王稼祥建议，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的“三和” 政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联系、等同了起来。摆在反修防修战略的对立面。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一线多数领导人。为准备文革，开始作大量的内部舆论、造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大字报，认为“没有抓住大方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虽然此时王稼祥已调出中联部，却仍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回来，逼他交代“罪行”、接受批斗。更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还和批判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命题挂上了钩。并写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在这样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四面出击，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极为孤立。 平反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评价 2000年代有研究者把王稼祥主张认定为“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努力，“已被事实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