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尊严，离所有中国人还很远(四) 土地对农民就像吊在驴眼前的胡萝卜
原创 2017-12-22 傅志彬 傅志彬
原来北方用石磨磨面一般是用驴来拉。为了驴老实工作，人们会在驴的头上绑根棍，上面吊根胡萝卜，驴想吃胡萝卜，就往前走，但永远吃不到，可驴子以为下一步就能吃到，就不停的往前走，这面就磨成了。驴子也落下个蠢驴的称号。
人活着就要有个地方睡觉，先是找个洞穴。人多了，洞穴不够了，就找个空地，用兽皮，茅草，树枝搭起窝棚，同样起到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害的作用。再往后，材料越用越好，从土坯，到砖瓦，再到钢筋混凝土，从半米高的窝棚到现在超百米的摩天大厦，材料，形式不同，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占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了一个成就无数富翁的大买卖，房地产！
住有了，还要吃。以前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这玩意有些不靠谱。打着了，得尽可能的吃饱，不然要坏掉。打不着，就饿着。这一日三餐的习惯，完全是后来农耕文化占上风以后形成的。人类的真正发展也是拜农耕文化之福。有规律的收成，可以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农业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养一帮人，不用胼手胝足在野外劳作而是盯着天空冥思苦想。想过了就疯了，没疯而体弱的就成了文化名人，没疯而又身体强壮的就成了部落首领，以后叫国王，皇帝，现在叫总统，叫总素鸡，当然，当了总统，总素鸡什么的和体力已没关系了，因为那些个体弱的文化人已经发明了省力的武器，枪，用食指勾一勾就可以了，一枪在手，没人不敢不听话。
可见，土地对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住要土地，吃也要土地。翻翻世界史，中国史，大的动乱基本都是围绕着疆土展开的。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保障。
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是以土地为号召的。秦国最后吞并六强，靠的是无敌的秦军。秦国军人之所以那么玩命打仗，就是因为他们拎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秦王就会奖励给他们若干土地。有了土地，就有吃的，住的，就能娶老婆，就有后代，焉能不拼命。其实这秦王的算盘也贼精，只要打败了六国，土地有的是，拿过来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奖励自己的士兵杀人，以后的领袖们都学会了这招。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到太平天国，获得土地始终是各路英豪号召民众，奖励民众的最强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拿土地说事，核心就是“耕者有其田”。最近有文说，那《天朝田亩制度》压根就是一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实行过。我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这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你连胡萝卜都不吊出来，这驴再傻也不动啊，何况还是人。以后的政治人物比那些个天王，东南北西王们就聪明了许多，要用到人家农民，个把胡萝卜还是要拿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读小学时，一直闹不懂，为什么抗战前国共打仗叫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战后国共打仗叫第二次土地革命，大了后才慢慢厘清，第一次土地革命指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hong军和国民党军作战，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理解是把坏地主干掉，财富，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才知道，土地，房子，农具是分给老百姓了，绝大部分细软可是充了军饷，要不然hong军出没的地方都是很穷的地方，靠赋税如何养活数万大军。谁是土豪，谁是劣绅，肯定不能开个评议会民#主选举，一切hong军说了算。人杀了，不动产分了，动产充军饷，梁子就结下了。Hong军远走西北，侥幸没死的“土豪劣绅”回来肯定要报复。这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乡团”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次土地革命当然是从抗日结束到1949年，这期间没怎么听到“打土豪”，因为GCD的地盘大到足以靠赋税支撑军队和政府的运行了。这一次的土地是结结实实分到农民手里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惨烈的斗争场面，因为政权没有反复，“还乡团”的故事听得就不是很多了。
GCD得到全国政权有很多原因，而分土地肯定是一个加分。因为至少在宣传上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1949年以后，农村土地按人头分给了个人，属于个人。城市中私产私房权得到承认，民族资本家的土地权和财产权也得到承认，与GMD有关人士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成为国有资产。注意，这时并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分，房子所有权也是包括房子下的地的。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
而在1956年，全部的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
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GC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做为公共食堂和大练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
但好景不长，当1964、1965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又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
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但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
原创 2017-12-22 傅志彬 傅志彬
原来北方用石磨磨面一般是用驴来拉。为了驴老实工作，人们会在驴的头上绑根棍，上面吊根胡萝卜，驴想吃胡萝卜，就往前走，但永远吃不到，可驴子以为下一步就能吃到，就不停的往前走，这面就磨成了。驴子也落下个蠢驴的称号。
人活着就要有个地方睡觉，先是找个洞穴。人多了，洞穴不够了，就找个空地，用兽皮，茅草，树枝搭起窝棚，同样起到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害的作用。再往后，材料越用越好，从土坯，到砖瓦，再到钢筋混凝土，从半米高的窝棚到现在超百米的摩天大厦，材料，形式不同，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世界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占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有了一个成就无数富翁的大买卖，房地产！
住有了，还要吃。以前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这玩意有些不靠谱。打着了，得尽可能的吃饱，不然要坏掉。打不着，就饿着。这一日三餐的习惯，完全是后来农耕文化占上风以后形成的。人类的真正发展也是拜农耕文化之福。有规律的收成，可以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农业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养一帮人，不用胼手胝足在野外劳作而是盯着天空冥思苦想。想过了就疯了，没疯而体弱的就成了文化名人，没疯而又身体强壮的就成了部落首领，以后叫国王，皇帝，现在叫总统，叫总素鸡，当然，当了总统，总素鸡什么的和体力已没关系了，因为那些个体弱的文化人已经发明了省力的武器，枪，用食指勾一勾就可以了，一枪在手，没人不敢不听话。
可见，土地对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住要土地，吃也要土地。翻翻世界史，中国史，大的动乱基本都是围绕着疆土展开的。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保障。
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不管最后成功没成功，都是以土地为号召的。秦国最后吞并六强，靠的是无敌的秦军。秦国军人之所以那么玩命打仗，就是因为他们拎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秦王就会奖励给他们若干土地。有了土地，就有吃的，住的，就能娶老婆，就有后代，焉能不拼命。其实这秦王的算盘也贼精，只要打败了六国，土地有的是，拿过来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奖励自己的士兵杀人，以后的领袖们都学会了这招。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到太平天国，获得土地始终是各路英豪号召民众，奖励民众的最强有力武器。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拿土地说事，核心就是“耕者有其田”。最近有文说，那《天朝田亩制度》压根就是一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实行过。我想，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这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你连胡萝卜都不吊出来，这驴再傻也不动啊，何况还是人。以后的政治人物比那些个天王，东南北西王们就聪明了许多，要用到人家农民，个把胡萝卜还是要拿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读小学时，一直闹不懂，为什么抗战前国共打仗叫第一次土地革命，抗战后国共打仗叫第二次土地革命，大了后才慢慢厘清，第一次土地革命指的是从1927年到1937年，hong军和国民党军作战，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理解是把坏地主干掉，财富，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才知道，土地，房子，农具是分给老百姓了，绝大部分细软可是充了军饷，要不然hong军出没的地方都是很穷的地方，靠赋税如何养活数万大军。谁是土豪，谁是劣绅，肯定不能开个评议会民#主选举，一切hong军说了算。人杀了，不动产分了，动产充军饷，梁子就结下了。Hong军远走西北，侥幸没死的“土豪劣绅”回来肯定要报复。这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还乡团”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第二次土地革命当然是从抗日结束到1949年，这期间没怎么听到“打土豪”，因为GCD的地盘大到足以靠赋税支撑军队和政府的运行了。这一次的土地是结结实实分到农民手里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惨烈的斗争场面，因为政权没有反复，“还乡团”的故事听得就不是很多了。
GCD得到全国政权有很多原因，而分土地肯定是一个加分。因为至少在宣传上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1949年以后，农村土地按人头分给了个人，属于个人。城市中私产私房权得到承认，民族资本家的土地权和财产权也得到承认，与GMD有关人士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成为国有资产。注意，这时并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区分，房子所有权也是包括房子下的地的。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
而在1956年，全部的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
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GC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做为公共食堂和大练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
但好景不长，当1964、1965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又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
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但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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