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四十年的成绩,归根结底来自于“自由的增加”

改开四十年的成绩,归根结底来自于“自由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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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陀飞轮1984  陀废论3  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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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年为基点,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个变化的方向是走向现代化,其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其成绩也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

现在,值得探讨的是,这个成绩的源泉是什么。

按照盛行的“中国模式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是这个成绩的源泉。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在现代化之路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着自己特色的道路,比如法国就不同于英国,德国就不同于美国,韩国就不同于瑞典,说它们的现代化成绩来自于“XX模式”,都成立,正如说中国的成绩来自于“中国模式”一样。

这表明,“XX模式”是一个表象的描绘,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回答。

要获得实质性的回答,必须先来回顾一下现代化的历史。

发源于西欧、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是在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基础上发生的。科学革命让人从对宗教的盲从之中走了出来,进而引发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埋葬掉中世纪的黑暗。

告别中世纪的过程,就是见到光明的过程,就是人们从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双重钳制中不断挣脱、获得自由的过程,因此现代化是建立在自由不断增加的基础之上,没有自由的增加,就没有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宪政化。

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它们之所以在现代化上领先,也是因为它们的自由在不断增加——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威权政体,但其自由度从长时段来说,依然是正向增长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模式之下的现代化,发展的实质源泉都是“自由的增加”,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开始的。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依然不可撼动的情况下,18户人家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签下了承包制的“大包干”合同,在相同的土地资源上,创造出5倍的产出。

制造奇迹的,无他,就是在大锅饭之下无法见到的“自由”。

这个因为自由的释放而发生“奇迹”的开端,是一个十分醒目的标识,昭示了整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绩的原因。

从大的方面说,自1978年开始,整个国家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在释放自由,因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极少有自由可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赋予民众选择为世俗生活奋斗的自由权利,社会因此而得以发展。

在“经济体制”的官方认定上,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1981年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7年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到1992的“市场经济体制”,再到2017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明显无比的挣脱枷锁不断增加自由的过程。

在企业产权的多样性上,同样是如此:由单一的国有制到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户出现,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幅增加,实质就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提升了竞争度,竞争又提高了经济效率,创造了财富。

在政治体制方面,其改革力度公认是没有经济领域上的大,但总体上,也是在沿着法治化提升的方向运行,党政分开、完善法律体系、转变干预经济的方式、任期制、信息公开、审判公开、废除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制度等等动作表明,权力受到限制在增加,民众的自由也因此而得以增加。

假如能够用数值来标识自由,过去四十年,其曲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曲线,一定是同步的。

对这个结论,有人可能会有异议,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的自由度,对比起先行现代化的地方,还不够高,说“自由增加”有美化之嫌;又有人会指出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段发生了倒退,说“自由增加”名不副实。

这两个异议,都是没有留意到“自由增加”这个表述,指的是“增量”,而且是指一种总体上、大时段的趋势,它不涉及对绝对水平的评价,也不考虑某些局部的倒退,所以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这两个异议的价值是,在看到自由增加的趋势之外,还要考虑其绝对水平究竟如何,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对那些逆向趋势保持警惕,因为自由是发展的源泉,损害源泉就是在损害发展。

而确认“自由的增加”是过去四十年成绩的源泉的最大意义,在于看透“中国模式”和其他现代化模式,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因为自由的增加而获得了发展,走的依然是世界通行的“自由道路”。

而既然如此,要想保持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好,除了继续增加自由,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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