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

2015-03-20 张博树 教育涉及亿万公民（或未来公民）的心灵塑造。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千百万具备独立人格、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放视野的合格的公民，而这只有通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才能做到。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分野 公民教育就是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的国民教育。现代公民不同于皇权时代的臣民，他（或她）应具有独立思考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望、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尽到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的品性。 要造就这样的公民，教育就必须具备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普世性”在这里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总汇，不仅仅指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所积累的人类智识。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 党化教育则正相反。所谓“党化教育”，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 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疑。学生必须认为党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特别需要指出，党化教育所诉诸的“强制”不一定表现为外在强迫的过程；恰恰相反，在一党统治仍然拥有群众基础、党的意识形态“如日中天”之时，对党的教义的接受完全可能表现为认知和心理上的自觉行为。只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危机、党对现实的解释和人们的现实感触截然不符时，党化教育之强制本性的狰狞面目才会暴露无遗。 简言之，党化教育预设了党对权力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沦为权力的婢女。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教育的崇高目标是完全矛盾的，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在党治社会的初始阶段，这套东西也可能、或确曾具有动员民众、实现社会整合的巨大功能，但从本质上说，党化教育只能是专制的执政者向公众灌输意识形态教条、论证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手段；而在政权走向没落乃至危机爆发时，则必然会堕落为为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进行无耻辩护的工具。 中国现代教育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当政者）可能并不知晓，以公民教育为特征的现代教育在中国曾经出现过，并且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扩大，中国已经出现现代教育的萌芽。倡导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在各地涌现，构成对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并使其制度化，教育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重要先驱力量。进入民国时代后，新式教育获得了更具时代感的表征，它不仅指教育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八股策论，而侧重于现代科学、现代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强调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有责任感的现代国民，公民教育成为教育的应有之意乃至核心范畴。陈独秀1915年就曾撰文言：“外览列强之大势，內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1] 这当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关于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承担的任务的一种特殊的、颇具代表性的界说。 事实上，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以培养公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理念的升华和普及，本来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进来的外国传教士和走出去的中国留学生都为这个进程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特殊不过在于，这种现代文明的接受和繁衍乃是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追求自强的伟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格外具有史诗般的悲壮性。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五四运动会和北京大学相联系，何以提起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人们就会想起爱国华侨陈嘉庚。 以最终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在执政后推行的教育政策中，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比如，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其中明确宣布小学的任务是进行“公民训练”，包括公民的体格训练、德性训练、经济训练和政治训练各个方面；而政治训练的目的是“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造就“健全的公民”。什么叫“奉公”？文件列举了4条：“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我热心参加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应当出席的会议，我都出席”；“社会团体委托我做的事，我一定热心去做”。什么叫“守法”？《课程标准》也列举了4条：“我遵守各地方各种公共规则”；“我爱护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我对于应尽的义务不推诿，法定的权利不放弃”。[2] 当然，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党化教育这一维度，这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众多批评。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曾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任鸿隽就尖锐指出，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不符，“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教育要培养人智慧上的好奇心和独立感，而在党看来，这却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党所主张的信仰。[3] 这样的批评可谓一箭中的，颇具穿透力。 应当看到，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训政”和“以党治国”的理念。这意味着，一旦“训政”结束，党化教育也当退出历史舞台。抗战胜利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4] 后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受到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这说明，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总是不得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主化改革，最终还是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送进了历史陈列馆。 党化教育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语言中从来不用“党化教育”之类的提法，但恰恰是中共在拥有政权后推行了最彻底的党化教育。新的当政者宣称，国民党时代中国的“旧教育”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新中国”要搞的“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党的“伟大纲领”服务。于是，教育被彻头彻尾地意识形态化，成为当政者“教化”国民、实施思想一统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乃至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 中共党化教育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文学、艺术、新闻等都是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为了集中起见，本报告只分析党化教育在纯教育部门的情形。 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中共党化教育具有核心地位。其特征包括： ●党化教育获得包括宪法在内的当代中国法律的系统支持。比如，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与执政合法性的描述和规定，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就在第三条明确宣示“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六条则强调“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上述法律条文中，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由党垄断了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类党的现行政策成为党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公民教育被政治教育所扭曲、所取代。党的教导、指示就是国家意志。学生得不到系统传授除马列主义以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更不允许对灌输给自己的“党的声音”有任何怀疑。 ●相应地，在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教师必须按照党的要求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的自由被剥夺。 ●为实施党化教育，中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支持系统，包括学校党务工作系统、公共政治课教师队伍、班主任和辅导员队伍、青年团系统以及由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学生入学、毕业皆有“政审”；学生的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或结业证书；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糟糕甚至可能影响毕业分配和就业。反之，在学校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或入了党的学生通常会在年终评比、获奖、升学、就业过程中得到各种好处。 ●党化教育有国家财政支持作为基础。不管是贫困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国家整体财富已经有了巨大增长的如今，在每年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高的中国教育事业费中，肯定会有相当数量的金额用于支付学校中专职党务人员和政治课教员们的工资及其他开支。更何况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笔的金钱去支持那些和党化教育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或教材编写“工程”。 那么，这样的“教育”造成了什么社会结果呢？ 在毛泽东当政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教育”确曾驯化出一代“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闯将”，他们真诚地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一切，真诚地要“斗私批修”、为共产主义和“埋葬帝修反”的“伟大事业”而献身。这是这个“教育”的成功，却也是它的最大悲哀，因为它把真实的世界彻底遮蔽起来，让亿万中国人生活在“革命”的乌托邦幻觉之中，根本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尊严，也不知外面世界为何物。甚至，这种遮蔽还欺骗了极权主义体制的各级当权者，他们既是党化教育的急先锋，又是这种“教育”的可悲的俘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和中国自身有了更多、更真实的了解，也萌生出知识选择的更明确的权利意识。这使党化教育陷入新的窘境。一方面，党必须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化、权贵化、日益失衡的中国社会现实，党又拿不出既符合传统教义、又具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于是，党化教育充斥了更多的空话、假话，充斥了更多的虚伪。举个例子：从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中国成百上千万的青年学生至今仍然被要求熟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更科学和更具实用价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但即便是马克思的学说，其实也不过摆设而已，因为党绝不允许教师和学生运用这套有关“剥削”的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活生生的剥削事实。党化教育的传统说教和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党化教育不能不承担的粉饰功能，使这种“教育”越来越令人厌恶，声名狼藉。除了造成说一套、做一套的分裂人格，营造可怕而虚假的面具社会，实在很难说党化教育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贡献”。 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党化教育中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传统，背离了公民教育的普世原则，造成了公共教育领域的极度虚伪，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非改不可的时候。本报告相信，不但从事政治课教学的广大教师、党务干部，也包括大部分党的各级领导人，其实早已对党化教育这套内容和这套体制失去自信。中国的教育不能再搞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中国的宪政改革也呼吁进行真正的教育理念革新和教育制度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 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党化教育体系，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尊重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这种自由，教育改革要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宪政改革将由此获得强有力的公民资源保证。 上述目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 ●逐步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同时完成相关师资队伍的改造。 ●改革现存的教材审批制度，学校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鼓励编写高水平的，既体现现代普世化文明原则、又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改革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接轨。 ●逐步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实现教育家治校。开辟教授自由流动渠道，保障学术研究、教学自由。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和相对于国办校的平等生存权、发展权。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让中国的教育更开放，更具包容性。 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 严格地说，在当代中国，党化教育是一个从儿童开始就进行灌输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小学和初中的“思想品德”课程设计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5] 到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必须接受更加系统的党化政治教育。大学公共政治课即包括如下内容：传统马列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在研究生阶段还要求学生必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等课程。[6] 现在的情况是，政治课学生不能不学（不学毕不了业），学了又不信；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生不知道或不甚知道，这对学生的精神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学生一提到“哲学”，就认为是课堂上学的那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哲学存在。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缺位，在中国的大学中由来已久，且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有良知的政治课教师对此的弥补作用是有限的，尽管这样的教师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政治课被要求必须传达党的最新声音，因此，每当一届党代会结束，政治课教材就要修改、补充，以便让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决议“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进一步凸显了党专制体制内政治课的思想教化和控制功能，尽管其实际效用早已大大下降。 改变这种害人的党化教育体制，首先是公共课程体系本身必须改革。为此，本报告主张： ●废除“党的决议进教材”的做法，摒弃党化教育的传统积习 毫无疑问，要求学生必须熟读、掌握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口号、纲领，甚至以此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依据，或依据之一，是只有专制国家才能见到的事情。这种做法早就应该送进历史陈列馆了。 公共教育课程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不能根据执政者政纲或具体政策的变化朝令夕改。 公共课教材作为文化再生产和精神传承的工具，只应当记载、并向学生传授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 学生应该了解时事政治，也应该了解执政者的政策主张，但前提是承认学生的独立判断权，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什么、拒绝什么。18岁以上的学生已经是公民，有权对执政者的主张、政策提出质疑、批评。把执政党的决议写进教材，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是典型的专制主义逻辑，是中共几十年形成的陋习。当政者以为这是保持思想一统的得力工具，其实这种做法与现代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建设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大前提下，设计并逐步推出小学、中学和大学公民教育的系列课程，培养健全心智，拥抱人类文明。 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平等对待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公民教育必须提供这样的知识框架和知识结构，让学生学习、掌握。仍以哲学为例，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马克思的学说，世界上许多哲学大家（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家）都应该进入学生的视野。哲学课的任务是让学生感悟智慧，教会学生理性地怀疑、独立地思考；至于具体知识体系的不同，应该鼓励学生在自由、开放的学习中决定取舍，兼容并蓄。哲学如此，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授同样应该如此。 这样一个开放的、自由学习的过程，将一扫当今政治课的沉闷空气，使公民课变得兴趣盎然。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这种学习将改变一代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未来的中国人应具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更开阔的心胸，而这只有普世化的文明教育才能做到。 ●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代替党化教育的“共同理想” 有人可能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应该有一个“共同理想”，否则何以凝聚？我以为，这要看“共同理想”如何定义。普遍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代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公民教育强调这些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应该的，全无问题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各国通识教育中最为注重的内容。中国人对此大可不必非要搞什么例外。而中共党化教育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7] 明白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特色论”其实是中共当政者抵制普世文明的代名词，从根本上说，这些东西仍然是旨在维护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教。 一直强调“共同理想”的中共党化教育如今已经造成许多中国青年人的远离理想，远离责任，这是党化“理想”教育与威权主义社会现实截然对立、而党化教育本身又无力解释这种对立的结果。改变这种现状，一是要使教育自身独立，二是要使教育面对现实。说真话的教育才会有感召力，说真话的教育才能培养一代有责任感的公民。 ●纠正党化教育造成的认知误区，使学生学会批判地、客观地、历史地认识过去，理解现在，把握未来 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意识形态意图，维护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中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课必须按照统一口径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许多真实的历史被隐瞒、被曲解。1949年以前被笼统地称为“旧中国”，民国时代先贤追求宪政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业绩许多不被当今的中国人所知晓，历史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1949年后的历史更是一部残史，反右、60年代初大饥荒、文革、六四都成了政治教科书说不明白、或者加以歪曲、乃至根本不敢提及的事情。历史甚至被遮掩、扭曲到这样一种地步：一些如今20岁左右的青年人竟然不知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两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未来中国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是：解构“毛概”和“邓论”等提供的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帮助学生科学地、客观地认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不回避当政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曾经干过的蠢事乃至罪恶，也不因这种过错和罪恶而否认当政者做过的好事。这需要更加完整、不带偏见的历史知识，还需要豁达、宽容的人性支撑。当一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都通晓本民族的历史，并把历史（无论是正面纪录还是负面纪录）都当作财富公开汲取时，这个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看中国如此，看世界同样如此。近年来中共党化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故意用“特色论”抵制世界文明主流，既开始承认“人权”，又承认得很不彻底，结果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上造成很多混乱。中共党内的一些保守势力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妖魔化“西方”，借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历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片面鼓吹“崛起”和民族“复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通过公民教育使中国亿万学生理性、客观地看待世界，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普遍人权原则，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理解民族主义的合理位置和历史性限度等，就成为极其重要、又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既有做堂堂正正、不被人小视的中国公民和华夏儿女的气概，又有做一个宽宏的、以全球为己任的世界公民的情怀。让一代代中国青年人理性认识中国和世界，这就是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担当起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