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

浅议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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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5
人民网：浅议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



于晓琳 2007年06月26日16:28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内容提要】二战时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事业始终与法西斯政权站在一条直线上，成为法西斯主义兴盛一时的重要因素。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是和法西斯主义紧密相联的，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法西斯主义这个大的背景下分析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的确立及其特点，阐述原因，作出反思，从理论上探讨消除法西斯新闻事业趋向的方法。

【关键字】法西斯 新闻事业 体制

【Abstracts】 Journalism always stood in line with Facis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i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which Facist succeeded in some place momently. The journalistic system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Facist, to some extent, the former is a part of the latter. The article try to analyse the built, the trait and the reason of the system of facist in the background of facist. In the end, the means of avoiding the tendency of the journalistic system in thoery is discussed.

【Key Words】fascist journalism system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家母体中孕育出了法西斯主义，这种最专制的政治制度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发展壮大，差点把全世界践踏在它的铁蹄之下。有学者认为：“纳粹德国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的产物，是第一个建立了全球产生深刻影响的国际宣传组织的国家”，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也成为战后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大众传播事业的垄断以及国家宣传的完整体系是法西斯成就一时霸业的关键。特殊的传播形式和内容有特殊的新闻事业体制作为支撑。新闻传播体制实质讲的就是新闻传播的制度问题，主要包括新闻资产的所有制问题、新闻业的组织结构问题、人事制度问题等。 新闻制度，新闻体制，“与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相比，它是亚层次的制度实体，是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它必然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法西斯国家的新闻宣传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是在为法西斯主义服务中得到体现，所以，研究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还是要放在法西斯主义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来分析这种体制的确立及其特点以及产生的根源。鉴于篇幅所限，文章选取了二战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一、从法西斯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考察新闻事业体制的确立和特点

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残酷的、专制的，但是为何还能风行一时，与美英法的民主自由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并立，形成当时世界三大主要思潮，这说明法西斯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迷信它，追随它，为它牺牲性命。新闻业正是实现法西斯欺骗性的强大助推器，以下将从法西斯主义的五大基本原理入手来分析其新闻事业体制的确立和特征。

1、国家至上论

法西斯主义反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民主思想，主张“国家高于一切”。希特勒把这种“国家至上论”谎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日本在宣言“国家至上论”的基础上，把尊神、忠君和爱国结合起来，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业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家所有，国家控制，新闻事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国家服务，在国家的领导下对人民群众进行法西斯主义宣传。

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实行法西斯独裁制度，先后解散了反对党的报刊，使这些党派受到严重打击。1933年2月20日“国会纵火案”以后，希特勒借此将51家共产党报刊停业，把社会民主党的130多家报纸也同时封闭。随后，他通过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宣称“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终止”。从而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肆无忌惮地实行法西斯“舆论一律”，统一的舆论形成合力，共同为法西斯国家服务，为国家的集权和战争政策的实施铺平道路。

宣传部是德国实现新闻界“国家至上论”的主导，在这个层面上，戈培尔是作为整个新闻界的“沙皇”出现的。一到合适的时候，戈培尔就要对新闻界发表一通讲话，新闻界都必须遵循戈培尔讲话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方针。戈培尔就任宣传部长之前，曾经对报 业代表发表演说：“政府认为报纸必须协助政府；为达到此目的，报纸批评有时当属必要，但这种批评，绝不许可使其他国家用来不信任德国政府。因此，政府期望报业在国家宣传部的领导下发挥其职能。” 戈培尔刚上任宣传部长，就对新闻界说：“正如我早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闻界不仅要发布消息，而且还必须发布指示。在这里，我首先要奉劝已公开声称为国家的报刊。你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况：新闻界被组织得那么好，以至于它在政府的手里可以说是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 不久，他又得意地宣称：“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完成一个宣传杰作。” 戈培尔还警告过德国新闻界，他们不能放纵破坏性的批评而必须在重建革命中积极配合，“批评的自由以及类似抨击政府政策的东西在新政权下都是不允许的”。戈培尔发布命令，没有宣传部的许可，禁止出卖报社。此外，禁止通过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报纸、杂志提供经济上的资助。1935年4月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说：只要独立性的报纸与其他同地区的党报之间发生了竞争，这家独立性的报纸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日本在1932年成立了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如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合并为国家通讯社、无线电广播的普及和发展等，委员会站在国家立场上，对新闻内容进行判断、指导，使其不违反国家利益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官制”情报委员会建立了，它负责有关情报、内外报道、启发宣传的联络和调整。该机构又逐步发展为内阁情报部、情报局，成为法西斯控制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力机关。

通过颁布法律命令，设置新的国家信息机构，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业实现了国家所有，新闻业已经完全纳入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系中，并且不遗余力的为法西斯主义鼓与呼。

2、领袖至上论

希特勒极力推崇当时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学说。“超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能力，是历史的创造者，有权力领导和驱使“庸人”；“庸人”则应服从“超人”的命令和指挥，充当“超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希特勒利用这种学说，自诩为唯一能够“拯救德意志”的领袖，通过纳粹党和“党卫军”大肆鼓吹对“领袖”的狂热信仰．绝对崇拜和绝对服从，在纳粹党内和德国军队内实行“铁的纪律”，对人民实行极端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同样鼓吹“领袖至上”，把“天皇”奉为天照大神赐给大和民族“万世一系”世代继承的“神圣领袖”。

无论奉行什么理论，推崇何人为领袖，共同点就是就是要对这位领袖绝对信仰，绝对崇拜和绝对服从。新闻界也不例外，他们要绝对听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宣传调遣，如不服从，失去的将是阵地、权力甚至生命。


希特勒为了保证新闻业为其马首是瞻，1935年成立了国家宣传部，专门负责管制全国报刊电台的言论及新闻报道，并负责国社党的总体宣传工作。对待反对希特勒或者对其统治提出质疑的新闻媒介，国家宣传部有一系列的惩治措施。纳粹政府对违反政策的报纸，制裁非常严厉，有时是直接没收报纸财产 ，或者将负责人送进监狱或集中营。戈培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威胁说要把任何胆敢亵渎国家重要新闻程序的人投进监狱。1936年《埃森总汇报》被暂停发行期间，发行人吉拉德特博士和执行主编、编辑主任等曾一起被保护性监视。1934年，《格吕恩邮报》编辑厄姆?维尔克由于抱怨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纸变得干巴巴的，立即被戈培尔撤职，送往集中营，报纸也被停刊三个月。

日本的新闻界要绝对效忠天皇，关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是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尔被提到。1944年2月，《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记者新名丈夫的述评《战争至此，决定胜负的已不是竹枪，而是飞机、军舰》，这一论调惹怒了东条英机，当天报纸被查禁，作者被充军。

3、种族优秀论

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其他种族都应当接受日耳曼民族的领导和统治；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应当对之实行种族灭绝。

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大和民族才能统帅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同对抗欧美民族，与西方平分世界。

种族优秀论同样也作用在法西斯新闻事业的体制中，具体表现在对其他民族和种族的新闻媒介进行打压或者强行并购，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限制和迫害。

德国法西斯剥夺了非日尔曼人的传播权，1935年，沃尔斯坦报团在“反犹”运动中被没收财产，由纳粹党的耶埃出版社接管，完全成为法西斯宣传的工具。《法兰克福报》的老板因为是犹太人被报社清除。1933年10月，德国颁布了《新闻记者登记法》。该法规定：“各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必须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一般记者惟有符合下列条件：（1）必须为德国人；（2）具有公民权及管理的资格；（3）受过专门教育；（4）祖籍为纯种的雅利安人而未与其他各族成员结婚者方可成为记者。第四条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作了明确的限制，前三条对此作了间接的规定，毕竟是否有国籍、公民权和受教育权还是法西斯说了算，非日耳曼民族只能是被动的，无力的，悲观的。

日本政府对处于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我国台湾和东三省的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制，通过殖民总督或行政当局进行对口管理，或者分别纳入日本国内各大报系统进行控制。

4、意志至上论

希特勒创造了“权力意志”的概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掌握和发挥权力，“扩张自我”。这是一种极端自大狂妄，权力欲薰心；只要个人意志，不要理性思维；只凭个人奋斗，蔑视广大民众；不顾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荒谬邪说。希特勒深受尼采学说影响，写了自传体的《我的奋斗》一书，鼓吹坚强意志和主观奋斗精神可以战胜一切，“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


日本军国主义则坚持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的首要要求就是绝对效忠天皇，有仇必报，坚定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

这种意志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基本的哲学观念，反映在新闻事业上就是彻底了抛弃了新闻的客观公正性，新闻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法西斯宣传的需要。

戈培尔是运用新闻界进行宣传的好手，尤其是在对广播的运用方面。他坚信“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宣传部经常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一些指令。这些指令详尽地向记者们讲解如何从事他们的工作，多达数10页，它要求记者们依照政府想要他们了解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些指示涵盖了纳粹党基本路线的每一个方面。这是新闻界该报道的，当然对哪些问题坚决不能报道，宣传部也作出了具体的指示，比如禁止刊登国家领导人宴会照片，不得报道德国的侵略战争，即使报道也要美化和赞同，不能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报道“反犹”运动等。

日本新闻界在法西斯政府强大的“统一指导”的战时新闻体制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下的喉舌和宣传机器，即使在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军队节节溃败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狂热的报道战争消息，吹嘘“皇军”的伟大胜利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欺骗日本人民。

5、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论

在法西斯主义国家，暴力和强权达到了最高的层次——战争和征服。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东西呼应，坚决反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些学说使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国家涣散软弱。他们认为，武力能战胜一切，“强权就是公理”，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必须实行强权统治，进行武力征服。

戈培尔把整个德国置于疯狂的法西斯战争中，强迫新闻媒体用观点一致的新闻报道来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侵略找若干个冠冕堂皇的理由。1939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叫卖的中心调门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柏林日报》的大字标题的警告：“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希特勒原定在8月26日侵略波兰，此时成了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宣传战争的高峰。事实上，纳粹德国自己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发动战争。

当日本军部干预政治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介开始对此多少有些微词。但是，日本媒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局部对外侵略战争时，大多相当自觉的充当了侵略的宣传工具。基于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对媒介的“调教”，一旦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一带有全面侵略战争先兆的事件发生，即使战前对军部有些微词的报刊，又再次卷入了战争叫嚣中。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的报道日本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

二、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探讨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的形成原因

体制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只能通过体制中活跃的具象的因素来考察某个体制的形成原因及过程。在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中，法西斯政权和大众传播媒介是两个最活跃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把对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形成原因的研究肢解成国家政权和新闻界法西斯化两个方面。

1、国家政权的法西斯化

二战前夕诞生的这些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在纵向的发展轨迹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战争的道路走上资本主义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封建贵族的特权，这就使德日两国在政治制度上体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并存。

由于政治体制上“二元化”的存在，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力量的扶植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却从来没有带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力量的提升，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克”贵族和天皇所控制。这样，两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也顺国家政治体制而动，形成了“二元化”的新闻事业体制。具体来说，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产业，它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及其运作中体现出其资本主义因素和特征，竞争和利润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所以处于二元化体制之下的新闻媒体要求有对自身运营机制、社会职能等方面自我定位的自由权力，必然强烈反对政府的任何强控行为和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理论关于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但是，“二元制”中的集权主义一元又决定了新闻事业的封建性质，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残存的贵族特权一方面向往大众媒介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惧怕新闻业的自由倾向会影响他们的特权和统治，这就使他们对待新闻业的态度出现了矛盾：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传播事业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正统观念、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赚钱盈利，搞“黄色新闻”、激情报道、搞新闻本位、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业的越轨，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这种国家政权的二元矛盾长期存在，但始终找不到矛盾解决的出路。在二元制的痛苦和徘徊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来临了。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痛的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二元制”中的一极被弱化甚至抹杀，那么另一极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这种哲学的转化过程选择了希特勒等人作为其实现的历史主角。于是，“二元制”转变为“一元制”，集权主义的“一元制”，一种最专制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同样，新闻业在从二到一的转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到国家政权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时，新闻业也就随之质变为法西斯体制，并成为“一体制”的国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新闻界的法西斯化

法西斯体制之下的新闻事业要绝对服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支配，一旦国家政权走向法西斯的道路，那么新闻界也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实现法西斯化，当然，鉴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环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誓死捍卫新闻“公正、客观、民主”的理想，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新闻业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法西斯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但是，无论如何，新闻业作为社会公器，也总该在国家走上歧途之际向后拉一把，不管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

但是，除了日本新闻史上出现的“白虹贯日”事件和“竹枪事件”，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些新闻界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实例。为什么法西斯国家的新闻界会紧紧的追随法西斯呢？除了以上提到的法西斯强大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民族特征上来分析媒介对法西斯政权的忠诚。

蒙昧中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了“第一启蒙教育”，他们从中得到的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物竞天择的客观规律使他们成为好战的民族和天生的战士。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集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就造成了日耳曼人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一战后战败的耻辱、艰难的生存压力和民族利益被不公正地掠夺更增加了整个民族报复敌手的决心。希特勒登台后，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说把新闻界的绝对服从和狭隘的民族精神调动起来，新闻媒介主观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等级观念在日本民族中是根深蒂固的，它渗透到日本人的灵魂中。日本民族在审视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时都要用“等级观念”来衡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首要信条是绝对效忠天皇和自己的主人；其次是勇敢作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次是坚忍不拔，恩仇必报等。在日本人的眼中，天皇是绝对权威和绝对正确的，新闻界也不例外。日本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岛国，长期以来喜欢用唯我独尊来掩饰其深藏在内的自卑感，形成了民族性格中的偏执和狂热，新闻界在战时对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歇斯底里的报道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表现。

三、对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的反思

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是集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真理和宣传合成的学说是希特勒集权主义传播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真理对于德国纳粹党人就是：“我们的真理——真理为我们——凡能促进德国利益和巩固统治的即为真理。”他宣扬领袖崇拜，强调种族歧视；剥夺非日耳曼人的传播权，不容许媒体或大众出现任何“违规”的传播行为，不容许民众蔑视国家的传播权力。在他看来，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且无限的。国家——政府——领袖对个人思想、感情和行为有绝对的引导权和控制权，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是它的喉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闻媒介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功能，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工具，这是世界史和新闻传播史上的巨大灾难。


我们不能乐观的认为，二战已经过去，希特勒和日本天皇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德国和日本经过战后的改造走上了国家发展的正常轨道，法西斯主义是决不会回头的。但是，法西斯体制滋生的沃土——“二元化”的体制还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法西斯主义绝对不是二战一时的产物。一旦有了使“二元”转化为“一元”的外部力量，法西斯主义必会抬头，而一旦政治上确立了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新闻事业的体制显得很脆弱。所以，要杜绝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的产生，从根本上要铲除国家政权的法西斯化。这就要求整个社会能够维持二元因素的平衡，并且消除导致癌变的外部力量。或者在国家政权之外找到第二种政治力量，如强大的社会团体，能够对国家政权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在必要之时有能力作为新闻事业的依靠，共同注视着国家的走向，把法西斯主义扼杀在摇篮中。

【参考文献】

（1）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内川芳美 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报刊理论与实践方向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