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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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田奇庄  田奇庄话语  今天



  首先声明，笔者说的是反对，而不是敌对。反对是用语言或文字表明不同立场观点，即使采取行动（如游行、示威、抗议）也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进行。
敌对则是针锋相对，以消灭或征服对方为目的的行为，两者有本质的差别。
反对派是相对于当权派而言。在民主国度，当权派是受选民委托从事公务活动，反对派则是代表选民对当权派的公务活动进行监督。
可能会有人问，反对派与社会健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因为权力腐败是社会病态的集中表现。孟德思鸠认为，所有掌权者都想滥用权力。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要想使当权派公正使用权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起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只有站在民众利益一边，以公正立场抨击当权派的弊端才能赢得民众支持。所以文明国度都用法律保护反对派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对当权派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近年来，我国接连查出在全县卖官的县委书记，在全市卖官的市委书记，在省内卖官的省委组织部长……这些地方早已民怨沸腾，可当权派控制着媒体天天歌功颂德：笑骂任尔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些地方如果有强大的反对派，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反对派的天职就是千方百计查找当权派差错。怎能容忍“见人开仓亦不走”的硕鼠公然横行？更不可能让贪官污吏“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当今中国大陆众多腐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根子就在于没有强大的反对派对当权派形成足够压力。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律大同小异。消灭了野狼，鹿群不再有生存威胁，就会变得懒散，渐渐出现疾病流行种群退化。许多物种一旦失去天敌，很容易泛滥成灾。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一边倒政权，大都腐败猖獗，民生凋敝，动乱频发，难以为继。
有人会问，反对派总是唱反调，大家都当推进派，一齐促进社会发展不好吗？
这是个很幼稚的问题。
首先要澄清一个前提：谁能保证当权派的决策完全正确？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大权在握者一拍脑门就把事情定下来，然后举全国之力推进落实，能不出大乱子吗？
当权者是人而不是神。世界上只有那些把国家领导人当成神来崇拜的国度，才会盲目服从。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都会受情绪或利益影响，都可能犯错误。而且掌握的权力越大，犯错误概率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因此反对派必不可少。
建国初期毛泽东恨不得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赶英超美，动员全国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右倾。在短时间内“鸡毛确实飞上了天”，可接踵而至的是饿死上千万人的巨大灾难。
社会发展如同汽车行驶，既需要动力，也需要刹车。只有动力没有刹车，轻则撞车伤人，重则车毁人亡。人类进步也是如此，既需要动力，也需要阻力。加油、刹车不能偏废，少了哪一样都不可能到达预定目标。
有人担心，反对派势力强大了会阻碍社会发展。
此乃杞人之忧。
当权派垄断了社会主要资源，反对派必须足够强大才能与之抗衡。老鼠不可能与大象对抗，学校冠军难与世界冠军对垒。只有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较量的可能。美国NBA的天皇巨星乔丹只有和约翰逊、伯德等顶尖球星交锋，才能充分展示天才。如果乔丹只和校队比赛，迟早会沦为三流选手。
反对派的声音如果太微弱，当权派就会无所顾忌，我行我素。如果反对派足够强大，当权派就会循规蹈矩，谨慎行事。"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消灭了所有对手的当权派，貌似强大，其实却是泥足巨人。没有外在威胁，就会产生内讧；失去监督，滥用权力就会成为潜规则。长此以往必然引发内忧外患，遇到风吹草动，很容易土崩瓦解。苏联和东欧等国前车之鉴教训多多，足以令人警醒。
或问，假如反对派成为当权派会腐败吗？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们面前没有强大对手，照样会腐败－－没有哪个病人会给自己做手术。历史上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有不腐败的吗？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自己能跳出周期率，可掌权后却容不下任何反对派，甚至容不下观点不一致的同志。从党外到党内，直到消灭了一个个亲密战友。当毛泽东把所有对立面都否定之后，自己倾尽后半生心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也就成为必然。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当权者欢迎反对派的存在，谁也不愿意被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历史上一些开明皇帝之所以能容忍犯颜直谏，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如今一些当权者早把儿女移民海外，自己也准备好了护照，随时准备撒丫子走人。他们掌权后头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搜刮出逃资金，怎么可能容许反对派监督？
即使在文明发达国度，其国家元首和各级官员也不愿被反对派监督。哪个当权者不希望挥舞权力宝杖呼风唤雨呢？只是由于那些国家用法律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充分保障了反对派的权利，当权者才不得不按规矩出牌。
最希望反对派强大的当然是普通公民。有了反对派与当权派较量，宪法法律才能落实，社会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公民才能坐享其成。
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对派？
当下中国大陆只有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者，没有可以作为当权派对手的反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大代表极大权力，由他们担任当权派的监督者。然而中国老百姓只能选区县级人大代表，市、省、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由于建国以来从未进行过公民权利教育，加之极左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陆选民公民政治权利漠视到惊人的地步，绝大部分选民会把选票投给“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任何承诺”所谓“三不”候选人，如此现实令人啼笑皆非。
于是，被当权派看好的各色人等纷纷占据了人大代表宝座，理应成为反对派的人大代表，反而成了当权派的“拥趸”。加之宪法结社集会自由权利难以兑现，媒体被有关部门牢牢锁定，持不同政见者顶多能在网上发点小小牢骚。所以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反对派依然成不了气候。
有了反对派能实现公民、当权派、反对派三赢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在中国大陆，能承认这个事实很了不起。三峡工程利国利民，建设者、反对者都有功劳，这就是多方共赢的范例。
假如三峡工程在论证时封杀了批评声音，仓促上马先干起来再说。若干年后，三峡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三门峡。到那时，决策者会成为千古罪人，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近年来，我国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教改、医改、房改闹得民怨沸腾，国家腐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如此失败的所谓改革之所以能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反对派。
还是把话题回到开头。如果历史能颠倒过来，当年国人把毛泽东当成普通公仆。每个公民都能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质疑，公民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反对意见能够在会议或媒体充分表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是非利弊泾渭分明。那时，毛泽东未必坚持自己的主张。假如他一意孤行，多数人也可能否决他的意见。试想，如果当年不铸成大错，对于毛泽东、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来说，将是何等幸事。
只要反对派与当权派能做到在宪法框架内公平较量（违宪行为能受到宪法法院及时制裁），其结果必然是权力运行走向公开透明，宪法法律得到落实，社会实现公平公正。
有了强大反对派的全方位监督，当权者深怕有过失被对手抓住把柄，必然爱岗敬业，勤政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政治环境，当权派中每年将少产生多少腐败罪犯？官员中将有多少人不再为公款吃喝捐躯！
如果由于反对派施加的压力，促使公职人员争当社会道德楷模，则反对派功莫大焉，老百姓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此三赢局面，难道不是绝大多数国人所期待的吗？
王一名先生对此文有贡献。
                                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