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动分子的自白

一个反动分子的自白 当我和许志永在中央电视台接受“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颁奖时，主持人撒贝宁同学问:“法治的力量是什么?”我答:“是每一个人站起来为法治而斗争。”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和许志永，还是主办方央视和全国普法办，恐怕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几年后成为“维权分子”、“异议分子”、“新黑五类分子”，基本上成了“国家的敌人”。其实这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们“三博士”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精心策划的事件，是公然挑战收容遣送制度的行为，也是别有用心地企图推动违宪审查制度的一次“阳谋”，虽然我们也准备好了去承担可能的风险，但这件事却没有受到政府的追究，反而阴差阳错地得到表彰。遭到政府的表扬却没有感到羞耻，现在想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 一个北大博士学位、一张律师证、一脑子反动的自由民主宪政思想、一支会诡辩会煽情的笔，又加上境内外媒体经常炒作带来的自我膨胀，加上神州大地处处不平之事，我在推动中国人权的运动中可谓活蹦乱跳、气焰相当嚣张。介入法律援助、代理人权案件、成立反动组织“公盟”和“北京兴善研究所”、接受反动媒体采访、沉迷外国反动微博、撰写反动文章并收取反动稿费、发起和参加反动公民签名、走上街头抗议、参与群体围观、冲击政府地下办公机构黑监狱和洗脑班、推动新公民运动并四处串联参与集体饭醉活动，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了自绝于党和宇宙真理的反革命道路。 不但站错队伍，而且越陷越深。孙志刚案，为祖国的暂住者和流浪者说话；一塌糊涂bbs事件，为反动分子的网络平台呼喊；蔡卓华案，为黑五类地下教会呐喊；介入拆迁案，为钉子户撑腰；黑砖窑案，赴山西为奴工维权；三聚氰胺事件，为结石宝宝呼吁；汶川地震，声讨豆腐渣工程；王博案以及若干法轮功案，为所谓“邪教”的信仰自由呐喊；“3•14”事件后，组织律师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援助；“7•5”事件后，飞乌鲁木齐企图为记者海来提•尼亚孜翻案；夏俊峰案，为街头占道的沈阳小贩辩护；陈光诚事件，跟强制堕胎者、司法构陷者、非法拘禁者、非法施暴者死磕；唐吉田、刘巍案，帮助黑五类维权律师跟司法局叫板；高智晟案、胡佳案、唱红打黑、教育平权、官员公开财产、律协直选、零八宪章，……总之没有一次选对了立场。这就不是一时脑热或者偶尔失足了，这说明此人已经完全丧失阶级立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度极为仇恨，被资本主义虚伪的政治民主和人权神话完全洗脑，而且全然忘记党国的教育之恩、不杀之恩，吃饱了骂厨子。 其实我在孙志刚事件所作所为，和后来的种种言论行动，都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激活宪法、依法维权也罢，非暴力、新公民运动也罢，都是幌子，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儿。我逐渐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一小撮儿不识时务的傻子：看到别人受欺负、自己内心就难受；难受了又不愿意放在肚子里忍者，于是就喊出来、写出来，手中没有大杀器，就利用心中的精神武器、脑中的法律武器，利用不明真相的媒体和互联网，呼着喊着一路冲将过去，虽头破血流也要死磕到底。不管对方是贪官、恶官还是裸官，是流氓、法盲还是文盲，是校长、局长还是省长，是高大全、伟光正还是宇宙真理。这一小撮儿有律师、学者、记者、艺术家、访民、农民、网民、屁民，赚钱不多、风险不小、以苦为乐，虽然寡不敌众、但有时也能取得局部胜利、有时打了败仗却赢了气势、虽败犹荣，于是不断有心怀不满或涉世未深的黒五类、坏分子加入，一时间民间力量甚嚣尘上；上访、上网、上街、上法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差上梁山了。 这还了得。必须上手段。 起初，他们和和气气地来谈话：“你看你有学问、有名气、有机会，——帮党说话，好处大大的有，何必和那些人搞在一起呢。”我不听，继续干。 后来，他们开始警告：“这么下去很危险。听人劝，吃饱饭。给政府找麻烦，没有好果子吃。你看看，什么职称啊课题啊评奖啊，都没你的份。”我不听，继续干。 再后来，他们要给点颜色看看。护照没收了。让你没机会接触水深火热的国外生活。我不听，继续干。 再后来，他们注销了我的律师执照。北京律协会长李大进和北京司法局领导们恶狠狠地要“开动脑筋敲掉这些律师的饭碗。”我不听，干得更猛了。 再后来，他们关闭了我的博客、微博，还有转世微博。把我列入媒体采访的黑名单、高校讲座的黑名单。一刷身份证，显示的名字是“重点维稳对象”。有些认识的人不敢跟我吃饭、甚至不敢给我打电话了。我不理会，一意孤行。 再后来，他们用动用黑社会在我外出办案的时候对我进行跟踪、袭击，或者动用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在国家例行敏感假期和临时敏感日期对我进行软禁，或者陪我旅游并同时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我顽固不化，继续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后来，为了挽救我，他们开始运用绑架方法，黑夜，黑头套，黑手铐，塞入一辆小黑车，拉到一处黑监狱，关入一间小黑屋两天两夜，威胁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我弄进去。我没有悔悟，反而用写文章、公民代理、组织NGO等方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发起猖狂进攻。如果在每一个阶段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洗心革面，那前途可能也是大大的有。 再后来，茉莉花悄悄盛开，坏分子纷纷落网。他们对我使用的教育手段也必然升级了。又是黑夜，黑头套，黑手铐，黑车，黑帮绑架，黑监狱，这回加上了黑拳黑耳光，剥夺通讯，剥夺睡眠，剥夺信息，剥夺伸胳膊伸腿的自由：关押的70天里，戴手铐每天24小时乘以36天，固定姿势面壁每天18小时乘以57天。肉体酷刑与精神酷刑之下，开始写悔过书、保证书，写得不够真诚还过不了关，得重写。在这次学习班期间，深刻感受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无穷威力。原来我表面上的勇敢坚强背后所害怕的东西，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我应该知道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那就是我所爱着的家人。一旦妻子女儿受到现实的伤害和更大的威胁，我立刻面临两难。“你算不算是负责任的男人？”——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制度下，对于想负责任的人来说，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是直接冲突的。进了监狱，就无法照顾家人；可走上这条路，监狱和监狱的各种替代品又似乎是这类人的必然归宿。不走这条路，可以尽到家庭责任，但抛弃了理想不说，孩子将来也要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制度之下，孩子们将来也要面临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两难选择，我们这一代应该做的事情推给下一代，恐怕也不是负责任的表现。 好吧，继续做事情，但不要进监狱。忍一忍，退一退，讲策略，搭便车。但问题是，该组织抓人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则和规律。如果有规律、可预测，那也算是个规则社会了。极权统治者很像个被惯怀了的小孩子。你以为是安全的策略，未必就真的安全。师涛因为一封邮件而判刑十年，杨春林因为一句口号被判刑六年，王译因为五个字的推特被劳教一年。可是也有人不停折腾也没有进去，比如刘晓波博士在2008年被抓之前的10年里，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干了很多坏事，刀刀见血，极尽挑衅，可他没事。但今天不进去不等于明天进不去，他还是进去了。有名的进不去？高智晟、胡佳、艾未未进去的时候都非常有名了。不碰组党、法轮功、藏族维族的案件进不去？进去的人多数都没碰这几样。残疾人或年纪大的进不去？陈光诚、罗永忠、严正学、朱承志，例子多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被劳教的就至少有两个，被关黑监狱的多了去了。这种体制需要这种模糊性的威力。 好吧，退一步算了。从整个社会来说，用自由来交换安全，最后恐怕两样都得不到。从个人来说，少给政府惹点麻烦，自己的安全系数就大一些。但问题是退到什么地方去？退一步觉得不够，就需要退两步，而退两步还会觉得不安全，需要再往后退。一直退到底线，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才算安全。问题是，都往后退，抓人的标准又不一样了：都低声抗议，那也能从里面找出声音最高的。找不出来，也要制造出来。所有人都温和、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讲策略、不激怒当局，政府就不抓人了？中共牌绞肉机就不工作了？都不公开批评，那就要抓私下批评的。抓人是一定地，而标准是由潜在的被抓者的总体水平大致决定的。而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撑大的。这正是这种体制神奇和吊诡的地方；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宿命。爱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争取自由。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其实都退无可退。 好吧，为了安全，给党唱赞歌吧。问题是叫申纪兰的两足动物也只有一个。每次都不站错队伍太不容易了。而且歌德派也未必安全。做人做到这份上，估计自己都会被中国梦吓醒的。别人卖得足够贱，你要价高了，根本没人买。——你要是有心参加知识分子拼贱比赛，故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这么个讲法。 …… 自由不会从天降。一寸自由一寸血。李旺阳，力虹，孙志刚、薛锦波、钱云会、唐福珍、扎白……。坏分子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了一茬。我去年拜访青岛的异议作家牟传珩，他因言获罪，但在监狱里他还继续写反动文章，设法带出并发表在国外反动刊物上。能把他怎么样呢？再判一次？想让他停止写作，唯有肉体消灭一途。如果消灭他的肉体，那等于成全了他在极权体制下身体写作的最后一个作品。从监狱出来的政治犯，多数都不思悔改、继续作案，乃至二进宫三进宫。这恐怕是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冲锋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一。明杀有难度，也许暗杀是必须的。 ……对极权的精神抵抗，到最后一定会变成肉身的抵抗。我们时刻在计算和决定着我们生命中精神和肉身的比重。我其实又怕死、又找死，又顽固、又软弱，每一刻都洋溢着幸福，每一刻都体味着痛苦。这就是一个反动分子的自白。 2013年6月3日夜。 滕彪按：本文首发于《中国生死书》，沐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写作时，许志永已被软禁在家，而本文发表时，他已搬家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这篇小文献给许志永，和所有家已成狱和以狱为家的反动分子们。 （2013/08/19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