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一“中国经济危机局势分析”

王尚一“中国经济危机局势分析” (2015-09-30 10:09:15) 金融危机的意思是自己钱不够了，欠债无法归还，金融市场随之崩溃。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主要是实体过弱而虚拟经济过强，虚拟经济作为上层建筑，压垮实体经济后自己也难以维持下去。中国金融危机是中共体制经济缺钱，在过度压榨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走向末日后，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在社会圈钱，竭泽而渔的极致后，金融系统不可避免地全面崩溃。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产品进口国、奢侈品进口国、关键工业设备和工业品零部件进口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净投资引进国（国际负债最大）。所以，当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没钱进口和还债，将直接引发世界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危机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走向末日。7月初，A股实施暴力救市措施后，我说中国金融危机爆发，随后撰写了《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强调金融危机爆发是经济旁氏骗局破灭的结果。如果追溯源头，经济旁氏骗局主要源于实体经济走向末日。 中国股市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共体制做局，通过诱骗的手段从散户手里圈钱的场所。在中国股市的25年历史中，出现过多次崩盘。最典型的是2008年，A股经历了整体跌幅达到四分之三的崩盘，上证从6100多点跌到1600多点，但是由于当时实体经济仍然火热，出口创汇能力强，持续给中国经济输血，所以A股崩盘并没有造成中国金融危机，反倒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造成全球金融危机。到上个月，也就是2015年7月，股市比2008年扩容数倍，而实体经济已经进入末路，没有能力继续输血。 所以，当股票暴跌时，中共的态度也不同。2008年股市崩盘，中共置之不理，任由股市下跌；到2015年，股市跌幅不大就气急败坏，强调暴力救市，甚至用枪逼着股市上涨。 首先，实体经济走向末日让中共体制失去基础收入来源。在《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中，我们对中国实体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有些人不是实体业主，或者在不算太差的行业中，从个人的狭隘肤浅短视角度出发，不观察社会整体情况，认为“末日”是危言耸听。 从宏观角度可以看出，中共体制发展实体经济的目的主要是养下金蛋的鹅，为自己提供收入来源，支持自己的奢侈生活。随着实体经济衰败以及体制的消耗不断增加，体制需要对实体经济加大压榨，维持自身消耗，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衰败。尽管经济日益困难，然而体制不仅收蛋，还要拔鹅毛，进而杀鹅取卵。 另外，体制为了延续自身生存，也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例如对公款吃喝消费急刹车，让外围依附体制生存的企业垮掉，以便体制经济的核心能继续扩大开支。 不论实体衰败、体制加大对实体的压榨，还是剥离外围企业，都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实体经济走向末日。所以，当我们在2014年初预测，2015下半年实体经济将绝大多数破产倒闭，当时都认为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今天，2015年8月，实体经济哀鸿遍野，大多数人面临实体欠薪减薪，才开始恐惧迷茫。而如果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里分析的内容，就会很清楚，体制比大多数民众更绝望，因为失去实体经济的支持，体制失去收入来源，类似苏联解体的垮台危机随时会爆发。 其次，体制经济充分挖掘国内金融市场，试图榨取更多的资金。金融的特点是本身不创造财富，只是用来转移财富，也就是一些人通过开发金融手段把其他人的钱圈到自己口袋里。在中共历史上，运用最娴熟的就是金融手段，而金融经验从苏区就开始积累，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中强调的“金融指挥棒”。 在金融系统中，长期不变的核心主题是印钞，从苏区到延安、从旧人民币到新人民币，持续地印钞。不过2011年后，中共不敢再大规模印钞，同时银行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卡紧对地方体制的贷款，导致地方体制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银行配合地方大力发行理财产品；同时，地方大力支持本地的高利贷，理财和高利贷通过较高的利息，大量从民众手中吸收资金。通过这些方式，大量民众的存款向体制聚集，支持房地产和地方体制的经济运转，也在后来被体制称为“挖掘存量”。 2014下半年开始，高利贷和理财产品的开始爆破，大多数参与者损失惨重，甚至直接返贫。形成“粉碎性崩溃的中国经济”（参看我的同名文章）。随后，理财和高利贷规模也急剧萎缩，让体制失去另外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第三，体制积极吸引外资，以外资填补资金缺口。吸引外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国策，长期以来没有变过。即使中国外储将近4万亿美元，李克强将外储视作“负担”之时，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外资。因为，当外资进入中国，一方面外管局和央行可以根据外资进入的额度印钞，另一方面可以再配套印钞，共同支持体制经济的运转。 2011年资金紧张后，中国不仅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还大举对外借债。在2011-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境外借债的额度增加大约1万亿美元。同时，大量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进入香港和美国股市圈钱。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不仅获得境外资金，还促使更多游资进入中国，试图在中国淘金。随着美联储减少到停止QE，进入中国的外资逐渐减少。2015年初，某房地产公司的境外债务违约，导致债务市场对大陆房地产借贷急剧减少。其实2014下半年开始，流出的外资已经在逐渐增多，进入2015年，外流资金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外流意味着体制不仅不能获得收入，还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配合外资离开，更加剧资金短缺。 第四，支持股市上涨，从股市圈钱。2014下半年，当上述三个方面圈钱的手段都用尽，国家开始支持股市上涨，试图通过股市圈钱。尤其上证指数超过4000点后，官方宣传机器大规模启动，全力鼓吹牛市8千点、上万点，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制定大规模的地方国企上市计划，准备在未来几年从股市圈的盆满钵满。 但是，除了少数人之外，不论中央体制、准备圈钱的机构还是参与股市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亡道经济阶段（参看我的《亡道之中国经济》）。大部分人几乎都掏出家底炒股，大量实体企业老板也参与股市投机，大规模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也参与配资，支持股市的杠杆炒作。 事实上，这种杠杆炒作恰恰是金融市场最后的竭泽而渔。当圈钱机构在高位大规模套现而入市资金开始枯竭，就意味着股市已经见顶，然后迅速下跌。股市暴跌则意味着再也没有资金进入，而过去进入的资金想出逃，想圈钱的企业也无法圈钱，体制失去最后的圈钱机会。 更重要的是，股市暴跌的结果是快速引爆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走向末日的过程中，几乎所有老板都把困难藏在心里，表面的光掩盖真实窘境。实在撑不下去，有一定底线的老板把欠债还清、工资发放后，缩小规模或者关门；没有底线的老板则甩开大量欠债欠薪直接跑路或者跳楼。 实体经济末日不是一天两天发生，而是个延续的温水煮青蛙过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危机。理财和高利贷都是散户草民承受损失，然后大家情绪稳定，悄悄回家节衣缩食，独自品尝血汗钱打水漂的苦果。大部分外资还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即使经济放缓，也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多数企业都不着急撤。银行债务问题，也可以通过印钞和债务以旧换新，尽可能长时间遮盖。股市暴跌则以迅猛之势将整个中国经济都卷了进去。 股市暴跌引爆所有中国金融危机要素。整体上，中国股市已经形成号称高达70万亿的市值，民众感觉自己一夜暴富成为有钱人；但是，股市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跌幅超过三分之一，20万亿纸上财富蒸发。多数股民本来都在赚钱，有很强的财富感，因此大幅增加个人消费，这刺激了一些领域的实体经济。而股市暴跌后，股民全面赔钱，立即紧缩开支。似乎一夜之间，房子、汽车、旅游、餐饮等销售都面对市场的急剧萎缩。 股市暴跌后，资金开始大规模外逃，不仅影响民众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预期，而且差点拖垮欧美股市。更重要的是，数万亿的杠杆炒股全面亏损，直接威胁到民间配资和银行配资的安全。如果股市继续下跌，民间和银行配资大幅亏损或者血本无归，将直接让坏账已经堆积如山的银行资金枯竭，引发银行大规模倒闭。一旦银行面临倒闭，金融危机就无可挽回，体制经济也随之土崩瓦解。 整体局势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枯竭阶段，体制经济进入还债期。由于过去的竭泽而渔，体制经济处处欠债，如果不希望实体经济快速垮台，体制必须大规模减税降费，但这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想让理财产品（3年期为主）全面违约，体制还要拿出大量资金偿付，这也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希望外债违约，还得拿钱支付外资离开并且偿付外债，而这件事体制必须做、不得不做；如果不希望股市继续暴跌，体制必须掏出钱来支持股市。在体制看来，为了能拖延危机到来，必须尽全力救市。所以，体制宣称暴力救市后，组织各方力量来支持股市。 所以，对于体制来说，坏债的路线非常清楚：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继续加大压榨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必还理财的债；同时对外资守信誉、及时偿还到期债务、足额兑付离开的美元，并且及时投入主要力量挽救股市、挽救中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不过，暴力救市是一场必输的赌局。从股市本身的角度，股市的规模过大，即使股灾后，仍然有数十万亿的市值；同时，杠杆资金接近爆仓，市场出现大量强制卖出股票的多杀多行情，股票抛售金额巨大；而且，由于市场跌势过猛，比较聪明的资金不相信国家有能力挽救股市，在号称暴力救市最初几天，汹涌的卖盘完全打垮国家队买盘。 万不得已，国家队放出消息，公安部派出人马以枪顶着股市上涨。很多散户信心恢复以及国家队投入更大规模资金后，股市终于反弹。不过，在上证指数冲破4100点后（最初各大官媒鼓吹的牛市起点）、国家队后续资金缺乏（虽然宣传国家队有巨额资金准备入场）以及一些解套盘涌出，市场暴跌两天，股市又接近前期低点。随后，国家出台更严厉的限售措施，继续增加资金托市。严厉措施说明国家队更加虚弱，只能采取更不正常的手段救市。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队后来再也不说救市，而说股市维稳，这说明支持力量基本枯竭，这种手段和宣传让股市投资者更加清楚形势，随时准备逃离。所以，虽然国家队再次努力支持股市，但是在资金持续逃离股市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再投数万亿巨额资金接盘，救市终将毫无希望。 就在体制竭尽全力维持股市时，人民币汇率风云突变，与股市轮番冲击市场。当国家队竭力筹集资金往股市里填钱时，股市的实际作用已经完全改变。本来，中国体制希望通过股市圈钱给体制输血，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达到为自己输血的目的，还往里倒贴更多钱，给资金已经陷入极大困境的体制雪上加霜。 国家队投入数万亿资金救市，等于把社会中的流动资金基本抽干。其结果是，6月底到7月上旬的股灾导致股民亏钱，大幅降低整个社会的购买力；而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国家队救市，进一步因为吸干社会资金，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大幅停摆，而且8月下旬后实体消费将陷入极度萎缩（虽然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但是属于基本经济原理）。 大量股市资金解套后并不领情，加速换美元外逃。由于实业和投机资金共同外逃，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外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突然人民币大幅贬值。两天时间里，人民币从6.2贬值到6.4，引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大恐慌。中国不敢再贬值，只能抛售更多美元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拼死顶住。 虽然汇率稳住，但体制再也不敢/无力推动股市上涨。上证指数在4000点之下窄幅波动数天后，在8月18日短时向上突破4000点，随后快速回撤，开始新一轮暴跌。 中国金融危机正在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随着中国汇市和股市轮番下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趋势进一步加速，香港股市也连续下跌，进而带动发达国家股市下跌。虽然大多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但是看到中国股市的戏剧化场景以及人民币突然贬值，嗅到中国形势不妙，开始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外围股市下跌反过来影响中国股市人气，促使人们更积极抛售股票。国家队的资金无法有效支撑股市，股市在8月21日周五下跌后，上证指数跌到3500水平，国家队的数万亿救市资金全线被套。 欧美股市看到中国A股和港股下跌，恐慌情绪加剧，在周五进一步加速下跌。欧美股市整周的表现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缓解后跌幅最为显著的一周，很多人开始担心全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这种担心同样对中国股市资金形成压力。而一旦中国与发达国家股市相互推动，形成螺旋下跌的市场形态，从7月初开始的中国金融危机，将在3个月内传导到全世界。 中国股汇双杀的全方位危机将随时形成。一旦中国与欧美股市的下跌螺旋形成，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崩溃，中国金融危机将快速经过经济危机直接演变成社会危机，中共权贵将重演1934年从苏区逃跑的场景。逃跑之前，中共还会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但是基本失去操作空间。 如果国家队想制止下跌螺旋，必须准备巨额资金支持股市，推动股市连续大幅上涨，不过这需要大规模印钞准备，同时继续从社会中抽血，才有足够的资金全方位购买股票，结果将是实体经济完全熄火，更多的非权贵资金从容撤离股市全力换美元出逃，推动汇市快速崩盘。随后，国家队支撑股市变得毫无意义，股市也一道崩盘。 反过来，如果国家队无力大规模救市，只能以少量资金延缓股市的下跌速度，减弱螺旋下跌的速度。这个结果则是减缓实体走向末日的速度，也相应减缓外资实体资金逃离的速度，同时能从股市出逃的资金减少，外汇也能维持更长时间。但是，即使能维持，时间也非常有限。 不论汇市先崩盘还是股市螺旋下跌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共同崩盘的股汇双杀，这个局面一旦形成，则无人再能救市，全球金融危机亦随之爆发。 2015年8月23日 粉碎式崩塌的大陆经济 王尚一 在现代经济中，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崩溃。债务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实体经济生产消费循环被破坏，也就是经济崩溃。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引发经济崩溃。部分低收入者过度借债买房，在通胀严重和利率提高之后，还不起房贷按揭。2007年，次贷危机已经发生，但美国金融系统一直在掩盖，美国政府支持金融机构兼并以掩盖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没有得到救助，危机突然之间爆发。银行陷入危机，停止放贷，引发股市暴跌，少数低收入人群没钱还贷，把房子还给银行，房地产需求瞬间冰冻，房价暴跌，大多数楼盘停工。汽车市场急剧下滑，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倒闭。美国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业崩溃，导致大量相关产业崩溃，大量从业人员失业。 2011年初，我们预测中国大陆的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不久之后，新闻爆出铁道部万里大停工，原因是资金投入不到位，无法支付供应商款项导致停工。而没有大规模报道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出现债务崩溃，无法偿付银行贷款和工程款。随后，国家给铁道部拨一部分款，让工程队重新开工，银行则配合地方政府，以其他方式维持地方政府运转。 2011年底，我们总结社会资金链断裂，并且认为资金链断裂将从冰崩向雪崩转化。冰崩主要指大块的崩塌，社会中的某些环节债务危机爆发；雪崩则表示社会资金链的全面破裂，债务危机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中。原因很简单，央企和地方政府无法还债，为了暂时维持运转，必须既不还旧债，还能筹措到更多资金周转，因为债务不会自动消失，必须通过各种金融方式转嫁到其他环节。而转嫁不可能将债务推给上级中央政府，必然推到社会上，让民众承担政府债务。这种转嫁的结果将是让大量社会民众个体承担债务危机，进而陷入债务崩溃。当民众个人之间形成债务崩溃，相互无法借贷或者还债，就形成雪崩式的粉碎性债务崩溃，以及相应的经济崩溃。 2012年开始，理财产品突然风靡全国。理财产品的实质是银行认为贷款风险过高对银行经营造成重大风险，或者贷款过度导致银行自身存贷比状况过于严重，但是银行又想从中赚钱，套取储户的资金，于是在银行存储窗口的旁边专门设立一个柜台销售理财产品。很多不了解银行业务的人，以为理财产品和银行储蓄一样安全，而且理财产品的表面收益率比银行利率高1-2%，大量储户为了多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蝇头小利纷纷购买理财产品。 这些理财产品主要是支持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机构，而房地产的资金最终也主要进入地方政府。购买理财产品后的储户不会想到，大量3年期的理财产品到2015年根本不会被兑付，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销售理财产品时就没准备归还。通过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和房地产拖延一段时间，延缓债务危机的爆发，债务危机被转嫁到民众身上。 与此同时，高利贷也在民间盛行，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地区。高利贷也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下发展起来，通过民间老鼠会的方式集资。高利贷资金主要进入房地产，而房地产资金又大部分进入地方财政。 2013年开始，高利贷开始在不同地方爆破，大量民众损失惨重，但是其他地区的人们并不引以为戒，不是意识到风险大应该尽早撤离，而是庆幸自己的高利贷还没爆破还能赚到利息。到2015年，各地高利贷全面爆破，大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个人资金被洗劫，很多地区出现全城欠债和讨债的状况，其中鄂尔多斯是典型代表，其实大陆大多数中小城市都类似鄂尔多斯。 除了高利贷之外，其他个人负债和个人之间互相欠债的状况也覆盖大多数中国人口。例如很多人买房买车，但是自己连首付都凑不齐，家人贡献出积蓄之余，还得找亲友熟人借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人在负债购买时，影响到周围大量群体。在个人银行贷款和借钱达到极限后，又从信用卡借贷，尤其股市上涨后，更多人通过信用卡借贷炒股，抵押房子贷款炒股。 债多了不愁。人们欠债越多，越不把钱当钱。地方政府和央企在骗到钱后继续挥霍，房地产商尽管卖不出房子资不抵债，但为了能继续发行理财产品和借高利贷，还继续购置豪华汽车和奢侈品。在高利贷集资的过程中，连20多岁的中层员工，都开宝马保时捷卡宴等豪车。当人们暂时能借到钱，就不去考虑还钱，而是先想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简而言之，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过程中，国家通过操控金融指挥棒，把央企和地方政府危机转嫁到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身上。到2015年，不论央企、地方政府、私企和大多数民众，都负债累累，而银行内部坏账占大部分比例，不仅地方政府早已停止付息，甚至还能支付得起利息的企业就算是银行的优质客户。 国家推动股市暴涨吸引民众参与，把民众资金进一步转移到国企和权贵手中，这种行为加速个人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推动中国经济形成雪崩式的粉碎性崩塌。 金融寡头资本主导中国经济体 收藏人：人z面y兽z心 2015-09-21 | 阅：4 转：1 | 来源 | 分享 经济与投资研究 Economy-Investment 2015年6、7、8三个月的金融危机并非一场虚惊，而是一次预演。此次金融危机的结局不是经济崩溃，而是有利于国内金融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和若干巨型跨国金融寡头的形成。 国内外金融业巨头通过所谓结构改革，正在加快整合。进一步准备通过国有企业的结构改造，全面控制中国产业及全部国民经济，这是目前发生的历史进程背后的真正秘密。 我以前曾指出，中国改革30—40年走过了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普遍演进规律的进程： 从80年代开放农副产品和小商品市场经济起步；到90年代小企业遍地开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加工业经济形成规模；2000年代内外货币资本密集集中于房地产经济，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级差地租成为政府和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2010年房地产经济衰退后，国内外金融资本向股市金融信托业集中，聚合形成巨型银行资本而与外来金融资本联手，形成作为核心支配体的金融寡头利益集团（所谓“机构投资者”）。 商品—货币—工业—流通业—地租—信用膨胀支撑的金融载体，这一系列进程背后是符合资本演进的历史规律的，也就是马克思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卷《资本论》所描述过的资本运动和演进规律——《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就是浓缩提炼的历史演进顺序。 即将启动的所谓“通过资本重组”改组企业的国企改革，将进一步深化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对中国产业的选择和控制。中国由此进入一个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 中国资本主义已进入了金融寡头资本主义主导整个国民经济的阶段。 近年实业的衰退乃是金融业对其吞噬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也会包括股票市场中对散户的吞噬和驱逐。这个过程是在跨国金融资本的介入和援交下进行的。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和经济政策已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内阁官僚成为金融资本及市场的代理人和代言人。面对骤发的金融危机，官僚集团束手无策。左右市场的是金融市场的自然进程一一经济规律。 从短期看，政治仍然控制着经济。但从长期看，金融集团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将决定政治趋势和政策取向。 罗斯柴尔德说：我不在乎谁担任首相，我只在乎谁掌控货币。 国家即使有强大武力，没有经济力和金融力量支撑，也不可能打仗，更不可能打胜仗。 资本主义的经济历史逻辑，是最強大的历史逻辑。 资本控制超越国界。中国产业一旦被跨国金融资本所渗透而控制，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的逐步被殖民化。 中国经济的末日乱象：中央苏区重演 王尚一 2015-03-29 全民炒房、全民放高利贷到全民炒股，中国经济一派末日乱象。乱象的背后是中共的操控，继摧毁农业和工业后推动发展金融业，引导民众入股市进行剪羊毛，权贵则集聚更多资金，为逃离做准备。 历史上，这种操作方式已多次使用，1931-1934年的中央苏区最为典型。今天中国跟当时苏区的操纵模式类似，只不过当年苏区规模较小，操作手段简单，一目了然，今天的操作手段隐蔽性较强。 中共在苏区的基本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抢劫地主后把金银货币集中自己手里，把土地分给农民。分地前，中共缺乏农民支持到处流窜；分地后，农民大力支持中共积极参军。由此中共获得固定区域，建立固定的统治机构，逐渐扩大地盘，进而形成苏维埃统治区，也就是苏区。 1931年3月，中央苏区刚建立，新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新土地法令，各苏区又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又发起分地斗争。 三次分田地后，中共为了稳定民心，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分配了。但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很快发动新一轮查田运动，分地斗争更加激烈。 虽然土地革命有效发动农民，但无法解决农村日益衰败。为保持农民革命积极性，只有不断的反复实施分地，称为翻饼。在苏区的不同区域，实施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不停打土豪分田地。1933年，王明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指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但是，翻饼反而越来越狠。多次翻饼后，种田收成勉强达到温饱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被划成地主。农民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田地分来分去的结果是苏区的农业崩溃并引发饥荒。 苏区还大规模征粮，以供养庞大的机关和军队。粮食产量更少而征粮更多，苏区从自足有余逐步陷入饥荒。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当地农民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部分农民组织起来，袭击苏区的中共基础单位。1934年，民众不再积极参军，大量开小差，军官也开始逃离队伍，甚至有司务长带着伙食逃跑。 工业制造也崩塌。中共占领县城后，以共产（充公）的名义把工厂据为己有，民众私产变成党产。例如，中共攻占福建龙岩的汀州府后，征缴工商业变成公营工厂和合作社。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等等，成为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另外，还把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各种私人作坊变成生产合作社。 工厂实施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低劣。到1933年，工厂亏损严重，已经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中共领导人对工业管理一无所知，面对混乱局面束手无策。后来，刘少奇到工厂调查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提出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但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减缓倒闭速度而已。合作社存在同样的问题，面临倒闭潮。 另外，苏区对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日益严厉，导致个体商户难以生存。 工厂、作坊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崩溃，军需物资匮乏，民众生活日用品短缺，生活艰难。 而对于中共，通过金融系统搜刮金钱则是工作的核心。早在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到，由于外部对当地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中央闻之大喜，迅速推广经验，大量印刷纸币。 1930年11月21日，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27日发出《秘字第四号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从此，苏区开始重视金融系统建设，操控货币实施搜刮。手段主要包括：印刷纸钞、铸造假银币、吸收存款以及发行公债。 中共通过金融系统，大规模搜刮社会中的硬通货。最初设立东固平民银行，银行基金（股本）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贷；二是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强捐）；三是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贷；四是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1929年春，银行基金扩大到8000元，发行纸币2万元。基于东固银行的成功经验，各苏区纷纷建立银行，吸收存款，同时加大纸币供应。 1934年3月，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规模极大。中央苏区还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共180万元。1933年8月，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根据苏区宣传，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人围剿”。 通过这些方式，中共吸收银元发放纸币，最终把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基本都变成了纸币。 1934年下半年，苏区进入三光状态：粮食吃光，工业产品用光，硬通货花光，民众只有手里的纸币、银行存款和债权以及债券。中共作为寄生在当地经济的群体，在三光和饥荒里无法维持统治，加上国民党围剿，只好带着搜刮来的银元和金条和国民党的纸币逃亡，也就是开始长征。 留下苏区民众陷入绝对贫困状态。农业秩序完全打乱，工厂的工业设备被拆走损毁，作坊和商业全面破产，硬通货被席卷一空，过去的积累全部被掠夺，资源也被破坏殆尽。至今80年过去，老区依然是穷困落后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中国大陆，正在重演1934年中共从苏区逃跑前的情景。首先，农业崩溃，粮食供应短缺。农民种粮不仅不赚钱，还经常亏损，农民已经不把种粮当营生，仅仅种点口粮。铁公基、房地产和产业集聚区大肆扩张，大量宜耕土地被侵占或者污染，难以恢复耕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力严重退化，产出能力日益降低。如果没有大量进口粮食、地沟油和瘦肉精、化肥农药、转基因等支持粮食供应或者生产，中国的粮食危机早已开始。 其次，实体大量裁员和倒闭。人民币外升内贬，造成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高昂，出口陷入绝境。在国内市场，2015年春节后，多数铁公基和房地产项目停工，建筑业基本停滞。与建筑相关的制造业处于倒闭边缘，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有色金属等；相关服务行业大量裁员或关门。出口和建筑相关产业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既占据巨大的资金，又雇佣大量劳动力，随着上述两类行业萧条，工商业也进入崩溃阶段。 第三，金融是最后的操控和掠夺。中国的外汇储备模式与苏区的货币发行实质相同，在苏区，只要人们从事经济交易，就必须把手中的金银换成苏区纸币。二战后的国际经贸中，美元取代金银成为国际流通的主要硬通货。要和中国做经济交易，则必须拿中共发行的人民币作为媒介，进入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必须把美元等国际货币交给外管局，然后外管局发放人民币给对方，最后，外汇都集中在中共手中，如同苏区的金银控制在中共手中。 在中国经济中，中共除了与美元匹配进行人民币印钞外，还自行印钞，通过银行在社会中发行。自行印钞的模式与苏区时也相同，中共拿着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在社会中任意采购消费。 外储表面上是中共控制的资金，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归中共所有，而是归属进入中国的个人或企业。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外资，中共承诺未来撤资时，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还回去。 外储机制和承诺的特点是今天中国和苏区的重要差别。苏区时代，中共获得金银后，一方面用于和国统区交易购买物资，另一方面藏匿起来供以后逃跑时用。今天，中共获得外汇后，一方面与苏区时类似，用于购买国外的原材料和产品或者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中共无法藏匿美元等外汇，只能把存在国外银行，或者购买美债等外国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这意味着中共持有的硬通货透明化，不能像金银随身携带逃跑。基于中共在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额度外汇兑换，所以，中共既无法完全卡死外汇兑换，也无法整体转移资金。 中共加强金融炒作，尽可能吸干民众手中的人民币。由于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共如果敢对居民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国外可以直接冻结中共的所有外储。所以，中共采取通过宣传和炒作，让民众手中都变得没钱，这样也就无法和中共争换外汇。这其中的措施里，最具吸金作用的就是房地产。通过对房价的拉抬以及各种宣传，引发民众的跟风买房继而炒房，大量民众把积蓄投资房产，还大量按揭贷款，也就是未来的资金也要交给银行。 银行看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面临极大风险后，积极推出理财产品，以相对高的利率吸引民众资金。民众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提前支取理财产品款项，如果理财产品到期违约，意味着买理财产品的人遭受损失。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高利贷又盛行起来，很多民众把救命钱都拿去放高利贷。随着高利贷到处爆破，大量民众返贫。另外，网上高利贷也在政府鼓励下迅速扩大规模，这一轮掠夺又能消灭一些资金。一轮轮集资后，民众现金所剩无几。 股市成为最后的吸金主战场。2014下半年开始，股市再一次被聚焦，资金大规模进入爆炒。随着股市上涨，越来越多中小散户跑步进场，投资额也越来越大。在美指大幅上涨、外汇加速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股市上涨可以看作是中共抵御资金外流的一个关键手段。工商业全面溃败，楼市面临不可阻挡的下跌，没有新的获利热点，资金大规模逃离中国，民众也恐慌换购美元，很容易导致外储崩盘。股市的火爆炒作，让民众有了新的关注点，减弱换美元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倒闭潮，股市上涨完全脱离基本面，注定难以持久。股市上涨中，大户资金逐渐出货，大量中小散户接盘。而且炒作资金中存在大量融资盘，一旦股市流出资金超过流入资金，市场下跌，很容易出现多杀多的局面，这意味着股市崩盘，中小散户被血洗，自然也无钱再换美元。 在民众买房炒房、买理财产品、参与高利贷和炒股时，资金不断流向权贵和富人。这些人早知危机，提前安排家属携带资金转移海外，趁最后的疯狂再捞一把，再火速换购美元出逃与家人汇合。 跟当年中央主力撤退后的苏区一样，权贵富人携带资金跑路之后，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匮乏，粮食极度短缺，实体倒闭，商业凋零，金融崩盘，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为基本的生存而搏杀。国在山河破，一寸河山一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