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也是亚当斯密的学生 -- 苏小和
马克思也是亚当斯密的学生 | 苏小和
原创 三一模型研究所 2018-05-14
作者 苏小和
当下，人们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总是习惯性地在哈耶克自由市场的路径和凯恩斯政府主导的路径选择上进行讨论。前不久，中南海邀请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如周其仁、许小年等人讨论经济，这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可能部分回归市场的信号。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凯恩斯政府主导经济的路径上，可以说已经信马由缰，而诸如老一代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据说多年来不再被中南海看重，他们的声音事实上被边缘化已经很久很久。
如何解读这样的经济理论导向问题，的确很具有中国特色。一个重大的理论事实有必要指出，如果站在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的路径，事实上不是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进行选择，更加本质的局面，应该是在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之间做出决断。
亚当•斯密有一点点自闭症。他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还经常一个人在黄昏散步，不过有一次走得实在是有点远，天都黑下来了，他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后来的人们开玩笑地猜测，也许那个时候的斯密，满脑子都在思考，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实现普遍的富裕。
的确，有一个经济史的常识需要再次提及。一部人类的历史，上下五千年，除了极少数手握特权的人之外，人类社会的常态，其实是贫穷。由此，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其使命当然就是思考如何摆脱贫穷，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人终于在差不多300年前，呈规模效应地走向了富裕。我说的是以英国为标志的工业化革命，以及最先受到英国技术影响的周边国家，如荷兰，或者欧洲，以及新大陆美利坚，他们为什么最早展开了经济增长的进程。
这正是亚当斯密思考经年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的人民的那种普遍的富裕情况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斯密的表述，似乎主要是强调财富主要来自分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是商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健全的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从事专业化的活动，秉承自由交换的秩序，社会因此繁荣。
但别忘记了，在分工的前面，斯密加了一个不容置换的修饰性状语：政治修明。
19世纪后期开始全球膨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使用的是另外一套解释术语，比如商品，资本家，剥削，但贯穿起来的意思，却和斯密并无明显差别。马克思认为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巨大产出性增长，原因正在于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他使用体系一词，事实上就是斯密的迂回分工，分工链越长，产品越丰富，分工的环节越多，创新的机会越多。有趣的是，后来中国人大搞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照意识形态表述经济生活，疯狂使用剥削、剩余价值等词汇，到80年代初期，终于觉得这有一些画地为牢，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究开始重读马克思，才发现老人家使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词语，于是如获至宝，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成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事实上马克思比中国的徒弟们看得要稍微周全一些。他用商品这个词语，指出资本家为了赢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进行的生产，但却同意斯密描述的分工秩序，全面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生产体系中。按照中国50年代的经济学见解，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在遭受资本家血淋淋的盘剥，每个人都在为资本家贡献剩余价值。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极为不公平。这的确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用力的地带，由此他将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换了一个名词，叫做资本主义社会，而他构建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如果越过这些呲牙咧嘴的意识形态陈述，人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事实上完全承认，斯密描述的商品社会，以私有制和利润索取权为特征的生产体系，虽然有太多的缺点，但却能为人类社会提供巨大的财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这么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发现与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实话。他不仅说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商业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豪迈景象，而且说出了一个未来的事实。在他过世之后的一百多年之内，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物质成就可谓气吞万里，到21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财富蔚为大观，连传统的农业中国也赶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好势头，在短短30年之内，从一个几乎要崩溃的贫穷大国，一跃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有人说马克思是反斯密的，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可能只是想标新立异而已。事实上，熟悉古典经济学史的人们，必然知道一个醒目的事实，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有志于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都必须而且只能在斯密的学术框架之内寻找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无论是推崇亚当斯密，还是怀疑反对斯密，每个后来的经济学家，都只能是斯密的学生。马克思也不会是一个例外。
当我这么陈述，我想会有很多马克思的拥趸不高兴。但这不是我的错，是斯密实在是太开阔了，他说：
“许多利益的分工，远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更大范围的普遍富裕”。
斯密的意思是，分工的发展其实是缓慢的，渐进的，没有人能够设计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甚至没有人想过要设计它。不是国王，不是政府或者某个团体要设计这种分工的秩序，事实上是一个个独立的市场个体，在每个人的专业化的过程中获得好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专业化活动，每个人的决策使得他人的决策更加有效，更加容易，商品社会因此慢慢形成一种有效率的制度，一种自由交换的秩序，交易成本逐渐降低，人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了来自市场的普遍的祝福。
这就是人们反复念叨的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为了讲述得更加清晰，亚当斯密喜欢拿货币作为例子。
货币的确是一个可以反复分析的市场现象，它如此重要，但人类的货币制度却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姓名的发明者，它是商业社会中各个参与交换的人共同合作的结果。斯密的这种深远的眼光，受到了他的老师亚当•弗格森的影响。弗格森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是这样写的：“国家偶然发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不是人类任何计划的推行。人类社会常常经历最伟大的变革，但其中却没有一个变化是人的计划，即使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他们也永远不可能用计划的方式将国家的经济带到何处”。
这种将计划完全从人类行为的方式中抽离出来的价值观，来自圣经。这是另外一个不得不反复诉说的细节。弗格森和亚当斯密都生活在传统的英国教会的秩序之下，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市场中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只能是上帝之手。人，面对上帝，面对市场，除了敬畏，除了顺服，不能做一些什么。任何试图改变市场秩序的计划，都是一种短视。任何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乌托邦思想体系，都是对人性的无知。
我想，只有站在这里，如果你恰好熟悉斯密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潮，熟悉整个苏格兰哲学体系，你就可以理解，在亚当•斯密庞大的学生队列里，或许卡尔•马克思是最狂妄、最不懂得敬畏上帝之手的坏学生之一。也正是这一点，导致斯密的思想带给人类幸福，而马克思的思想，带给人类的却是灾难。
原创 三一模型研究所 2018-05-14
作者 苏小和
当下，人们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总是习惯性地在哈耶克自由市场的路径和凯恩斯政府主导的路径选择上进行讨论。前不久，中南海邀请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如周其仁、许小年等人讨论经济，这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可能部分回归市场的信号。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凯恩斯政府主导经济的路径上，可以说已经信马由缰，而诸如老一代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据说多年来不再被中南海看重，他们的声音事实上被边缘化已经很久很久。
如何解读这样的经济理论导向问题，的确很具有中国特色。一个重大的理论事实有必要指出，如果站在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的路径，事实上不是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进行选择，更加本质的局面，应该是在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之间做出决断。
亚当•斯密有一点点自闭症。他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还经常一个人在黄昏散步，不过有一次走得实在是有点远，天都黑下来了，他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后来的人们开玩笑地猜测，也许那个时候的斯密，满脑子都在思考，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实现普遍的富裕。
的确，有一个经济史的常识需要再次提及。一部人类的历史，上下五千年，除了极少数手握特权的人之外，人类社会的常态，其实是贫穷。由此，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其使命当然就是思考如何摆脱贫穷，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人终于在差不多300年前，呈规模效应地走向了富裕。我说的是以英国为标志的工业化革命，以及最先受到英国技术影响的周边国家，如荷兰，或者欧洲，以及新大陆美利坚，他们为什么最早展开了经济增长的进程。
这正是亚当斯密思考经年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的人民的那种普遍的富裕情况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斯密的表述，似乎主要是强调财富主要来自分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是商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健全的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从事专业化的活动，秉承自由交换的秩序，社会因此繁荣。
但别忘记了，在分工的前面，斯密加了一个不容置换的修饰性状语：政治修明。
19世纪后期开始全球膨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使用的是另外一套解释术语，比如商品，资本家，剥削，但贯穿起来的意思，却和斯密并无明显差别。马克思认为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巨大产出性增长，原因正在于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他使用体系一词，事实上就是斯密的迂回分工，分工链越长，产品越丰富，分工的环节越多，创新的机会越多。有趣的是，后来中国人大搞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照意识形态表述经济生活，疯狂使用剥削、剩余价值等词汇，到80年代初期，终于觉得这有一些画地为牢，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究开始重读马克思，才发现老人家使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词语，于是如获至宝，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成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事实上马克思比中国的徒弟们看得要稍微周全一些。他用商品这个词语，指出资本家为了赢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进行的生产，但却同意斯密描述的分工秩序，全面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生产体系中。按照中国50年代的经济学见解，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在遭受资本家血淋淋的盘剥，每个人都在为资本家贡献剩余价值。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极为不公平。这的确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用力的地带，由此他将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换了一个名词，叫做资本主义社会，而他构建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如果越过这些呲牙咧嘴的意识形态陈述，人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事实上完全承认，斯密描述的商品社会，以私有制和利润索取权为特征的生产体系，虽然有太多的缺点，但却能为人类社会提供巨大的财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这么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发现与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实话。他不仅说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商业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豪迈景象，而且说出了一个未来的事实。在他过世之后的一百多年之内，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物质成就可谓气吞万里，到21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财富蔚为大观，连传统的农业中国也赶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好势头，在短短30年之内，从一个几乎要崩溃的贫穷大国，一跃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有人说马克思是反斯密的，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可能只是想标新立异而已。事实上，熟悉古典经济学史的人们，必然知道一个醒目的事实，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有志于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都必须而且只能在斯密的学术框架之内寻找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无论是推崇亚当斯密，还是怀疑反对斯密，每个后来的经济学家，都只能是斯密的学生。马克思也不会是一个例外。
当我这么陈述，我想会有很多马克思的拥趸不高兴。但这不是我的错，是斯密实在是太开阔了，他说：
“许多利益的分工，远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更大范围的普遍富裕”。
斯密的意思是，分工的发展其实是缓慢的，渐进的，没有人能够设计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甚至没有人想过要设计它。不是国王，不是政府或者某个团体要设计这种分工的秩序，事实上是一个个独立的市场个体，在每个人的专业化的过程中获得好处，人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专业化活动，每个人的决策使得他人的决策更加有效，更加容易，商品社会因此慢慢形成一种有效率的制度，一种自由交换的秩序，交易成本逐渐降低，人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了来自市场的普遍的祝福。
这就是人们反复念叨的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为了讲述得更加清晰，亚当斯密喜欢拿货币作为例子。
货币的确是一个可以反复分析的市场现象，它如此重要，但人类的货币制度却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姓名的发明者，它是商业社会中各个参与交换的人共同合作的结果。斯密的这种深远的眼光，受到了他的老师亚当•弗格森的影响。弗格森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是这样写的：“国家偶然发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不是人类任何计划的推行。人类社会常常经历最伟大的变革，但其中却没有一个变化是人的计划，即使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他们也永远不可能用计划的方式将国家的经济带到何处”。
这种将计划完全从人类行为的方式中抽离出来的价值观，来自圣经。这是另外一个不得不反复诉说的细节。弗格森和亚当斯密都生活在传统的英国教会的秩序之下，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市场中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只能是上帝之手。人，面对上帝，面对市场，除了敬畏，除了顺服，不能做一些什么。任何试图改变市场秩序的计划，都是一种短视。任何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乌托邦思想体系，都是对人性的无知。
我想，只有站在这里，如果你恰好熟悉斯密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潮，熟悉整个苏格兰哲学体系，你就可以理解，在亚当•斯密庞大的学生队列里，或许卡尔•马克思是最狂妄、最不懂得敬畏上帝之手的坏学生之一。也正是这一点，导致斯密的思想带给人类幸福，而马克思的思想，带给人类的却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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