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企业家”王瑛：企业要彻底和权力切割

“公民企业家”王瑛：企业要彻底和权力切割 发表时间：2013-09-22 09:35:35 王瑛在商言商企业家柳传志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私有财产企业家谈政治 联想控股前董事长柳传志的一句“在商言商”引发了另一位企业家的强烈不满。柳传志是企业家社交网站“正和岛”的“岛民”，他今年6月在小范围座谈时作出了上述表态。另一位“岛民”、北京某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王瑛看到这篇帖子，立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退岛”。“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王瑛在一则退岛声明中如是说。 王瑛愤而退岛的原因之一，正是那句“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表态。在她看来，柳传志可以不说话，但不应该“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 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言论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家们莫衷一是。日前，王瑛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她说，在这场争论中，自己获得的支持相当普遍，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但这个企业家的实际选择不是一回事。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家依仍然选择沉默。王瑛呼吁，企业家应当彻底同权力切割，这既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是对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护。 王瑛还认为，企业家应当建设一种“博弈机制”，即围绕私有产权保护形成的运作机制。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准则的产权制度，必须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得到确认。王瑛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财产”的人。“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视角，不是看有多少富人、富翁，而是看有多少有财产的人！私有财产的概念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很大很大的事儿。”王瑛说。 （从左至右）“公民企业家”王石、王瑛、任志强、王功权 以下是南都访谈原文： 最近，企业家的社会态度与联合自救的表达，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的源头，很大程度来自于正和岛岛民、企业家王瑛因反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而公开发表的“退岛声明”。近年来，重庆“黑打”中企业家的遭遇，吴英案、曾成杰案等，给企业家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引发了两极反应，一种是企图远离政治的“在商言商”，一种则认为避无可避，只能直面。近日，王瑛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现状等话题，接受了南都评论记者的专访。 企业要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之前的“退岛声明”以及随后在媒体上的多次发言，与王石最近的“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的讲话，除了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外，商业界认同你二位观点的占比多少？ 王瑛：看上去获得的支持相当普遍，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但这和企业家们的实际选择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让企业家自己去思考和参与企业家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的讨论，对于他们自身的成长是有裨益的。但这里涉及到一个“说是说做是做”的问题。回到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家在行动上仍然“为避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毕竟，要顾忌多方关系和利益。 南都：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在商言商”算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在你的“退岛事件”中可以发现，还是被很多企业家接受的。但这在社会层面，被看作是一种犬儒主义。你在内心理解这种态度吗？ 王瑛：企业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尽量规避风险，不单为自身考虑，还要为与其利益攸关的群体着想，这是情理之中的。企业家有着自己的难处和无奈，说犬儒主义有些冤枉。企业家阶层总体倾向保守，我们不能把挺身发言、登高一呼作为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这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也应认清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即起码保持沉默，不参与制造恐惧，守住不传播和扩散恐惧这一“底线”。中国经历过把私有制连根拔掉、传统社会结构被彻底粉碎、文化传承以及中西方交融戛然而止、全面封闭的社会形态。其极致形态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遗留下来的种种心理惯性早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旦被刺激，仍有蔓延成一种公共危机的潜在趋势和雄厚基础。迅速传播和蔓延的集体恐惧是大规模倒退回“文革”类社会形态的序幕，一切将从制造集体恐惧开始，从制造对恐惧的恐惧开始，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再为制造恐惧的人和势力帮腔，推波助澜。 曾成杰的案子也给这个话题做了一个注脚：其一，表明无论是“在商言商”，还是一味地妥协躲避都保护不了自己；其二，说明企业家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把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当企业家合理恰当的政治表达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拥有一定的伸展空间，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上一定会有作为的。 南都：“在商言商”，显然是一种务实的退缩策略。但越退缩，干预触手只会伸得越长。但若企业家真的直面，又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好像就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你觉得该如何破解？ 王瑛：中国这30多年来的变化，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中国企业在某些层面、某些领域里，自由度很大。由于各地政府都会有人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和任内，可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好企业，他们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服务意识也很强。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不同的中国。我特别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在这点上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到有阳光的地方去，在充分市场化的、相对完整和健康的发展空间里去寻求发展。换句话说，要开始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这既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是对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护。 对于如何破解困境，我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企业家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企业，还要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重建中去，并注重在参与社会建设和公益慈善活动的过程当中，改变自己。这些活动，能够给我们一种内心的力量、现代社会知识的给养和公共生活的训练，让我们更好地按照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要求和互联网对组织形态变革提出的要求、界定的方向，经营好企业，学做好公民。企业家在这方面的积极参与，也是对中国公益事业更有效发展的支持。 企业家们要开始考量，是不是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能仅仅站在“不说话”的底线上，而是选择积极的表达和行动。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既是对时代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中国现今的资源配置未和权力分开 南都：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说，在中国制度下，中国商人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更不能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因为“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 王瑛：因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未与权力分家。依照现代社会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权力之间是有界限的，应该以界限的划分为前提，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职权范围、行权方式。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中国还未到这一步，公权力始终是资源配置的主导。 南都：那你觉得中国商人有无可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王瑛：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的逐步发展，企业成为了市场运作的主体。企业家界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企业主，一是职业经理人，当然，是做到一定层面的职业经理人。这两拨人，在这30年来已经拥有了财产和企业平台，成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这个队伍要成为中国社会重构的力量，一要与权力彻底切割，二要积极地向现代企业的组织形态靠拢。第一点前面谈过了，第二点要求我们摒除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拥举老大”的模式，摆脱要么追求做“老大”的舒适，要么没有“老大”就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企业想有“独立”于权力的品质和能力，还应该自觉摆脱对组织化模式的崇尚和依赖，学会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发育企业组织。这关系到企业家为自己、为团队、为员工建立一个怎样的日 常 化 、持续性的“训练场”，关系到我们在整体上是向着什么方向生长。 在“底线”上形成旨在建设的博弈机制 南都：你比较认同王巍提出的“公民企业家”的说法。那你理解的公民企业家是什么样的？怎样才称得上是公民企业家？ 王瑛：我这样理解企业家公民：第一，选择中国，留在中国，相信中国的前途，并愿意为中国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努力；第二，选择信任82宪法，把公民的身份当真；第三，作为一个企业家，把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当成自己的责任。 南都：“博弈机制”是你之前接受采访时，强调的一个重点。当下，中国的博弈机制还是鲜见。该如何建立这种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博弈机制？ 王瑛：我所说的“博弈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力量推动和平转型。这样一种机制的建立，关乎国家的前途，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和安全，要把它作为一个目标，积极地促成它的形成和生长。 所谓“博弈机制”，就是指围绕着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实际推动，理性建设，促进自上而下地形成阶段性成果，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运作机制。我们积极推动该机制形成的行动原则，一是在现行体制框架下，二是在现行法制轨道上，三是说的、想的、做的一致，四是没有秘密，一切公开进行。 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人，以自己的行动造出一个“标志物”，来发出一个重要的“提醒”，提示公权力，在你们制定并维护的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底线是在“这里”！企业家们、企业家阶层，应努力建立和成就这条“底线”，促进博弈机制的形成。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要强调。第一是责任。要把“亚布力”在2013年提出的那三句话当成是企业家阶层的责任，承担这份责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办自己的事儿，而且是可以办到的。第二是学习。因为要有人操作，需要一批人学会如何博弈。博弈是以合作为基础的，不是对抗，不是革命，而是以参与各方有意愿、遵守规则才能成就的。博弈作为一种机制，必须是可以持续的、重复进行的，在成果上能够形成积累。第三是要行动。这些事情只靠读书是学不会的，要靠做事情，靠不断地总结积累，在行动中学习和提高。第四是成长。现在最需要建立博弈机制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些比较温和的、政府最容易接受的领域开始着手，从企业家们没有太大顾虑的领域着手。近些年来，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关注，开始行动了，像阿拉善(SEE)就走在了最前面，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了。阿拉善选择了环保领域，用了10年的时间，无论在组织自治、自我成长、对接和调动国际资源，还是与政府关系的处理方面，都越来越成熟和正常化了。今年，阿拉善已经积极参与到《环境法》的修订中去了。这是一系列非常好的实践。我们把其中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带到各个行业领域、各个地方企业家组织的转型和建设中，会对社会重建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还要合理合法地在一些通常被认为有风险的领域中开始行动。要正视风险，努力排除风险的可能性，把所谓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参与其中的企业家的安全。比如，我们可以探索和推广企业家互助的组织模式，在企业家遇有意外事故(如车祸)、大病脱岗(如癌症)、突发羁押等情况下，能够即时启动相关救助。再有，我们要启动以修订刑法经济类犯罪条款为目的行动，努力排除其中一批“口袋罪”对企业家人身、财产、经营权利方面的侵害和损害。 防范掉入市场经济变形挖成的陷阱 南都：探讨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不能不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你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的基本认识与评价是什么？ 王瑛：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由于现有诸多体制性因素的制约，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经济。我认为中国是想往市场经济道路上走，但还没走完。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和政府的退出、法治的补进相伴而生的。法治要真正替代政府在现行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行为，也都应该在法治轨道上。再就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准则的产权制度，必须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得到确认，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离这些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对公权力保持高度警惕，要加快“把公权力装进笼子”的进程。这一点和对于市场的企业主体的管控思路是完全相反的。对政府而言，没有规定的，你就不可以做。而对于市场的企业主体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第三，对垄断保持高度警惕。要清晰规定什么是垄断，一旦出现垄断，政府立即按照法制的要求排除其对市场的破坏因素。所谓保护市场经济，关键要保证竞争的存在，竞争才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当然，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也有了可喜的、不易逆转的进步和成绩。第一是开放和其带来的观念变化，已经给出了未来的方向、趋势和路径。第二，中国经济，即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标志是加入WT O。从加入WT O到现在，实际发生了很多非常快的变化。在全球经济中，中国要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先站稳脚跟，再想办法组织一手好牌，然后才有争夺出牌权的问题。这对中国经济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财产的人。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视角，不是看有多少富人、富翁，而是看有多少有财产的人！私有财产的概念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很大很大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