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为什么批评中国专制主义政治
孟德斯鸠为什么批评中国专制主义政治
https://mp.weixin.qq.com/s/w-PP8KppDngh_zjdJPJc_Q
原创： 学者沈阳 慕义书院 今天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法语：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拜占庭帝国”这个说法的流行，孟德斯鸠出力甚多。孟德斯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首版于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分权制衡的宪政思想，从而奠定了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分权制衡体系的宪法学基础。
《论法的精神》共6卷31章。上册3卷19章，下册是=3卷12章。第1卷主要谈法和法的精神的一般概念以及法律和政体性质与原则的关系；第2卷讲的是法律和国家安全、法律和战争、宪法与政治自由、刑法和国家税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问题；第3卷专论法律与气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习惯的关系。第4卷谈法律和贸易；第5卷谈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各种部门法的使用范围等问题；第6卷主要追溯法国法律的起源和变革。
在中国大陆，该书由张雁深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出版了第一版。
我们一起来看看孟德斯鸠是如何考察、剖析和论述古代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
孟德斯鸠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治乱盛衰、王朝更替是这样论述的：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象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第103页上册）
为何中国社会动乱不已？孟德斯鸠写道：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了宝座”。（第128页上册）
对于中国帝制以及法律管制，孟德斯鸠是这样论述的：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第128―129页上册）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到的中国的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第129页上册）
对于中国专制统治的恐怖和残忍，孟德斯鸠这样论述：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那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第129页上册）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如何事情都可拿来做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如何家族”。（第194页上册）
“有两个编辑邸报的人，因为关于某一事件所述情况失实，人们便说在朝廷的邸报上撒谎就是对朝廷的不敬，二人就被处死。有一个亲王由于疏忽，在有朱批的上谕上面记上几个字，人们便断定这是对皇帝不敬，这就使他的家族受到史无前例的迫害”。“如果大逆罪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第194页上册）
对于中国人的缺乏诚信和贪欲，孟德斯鸠说：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结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第308页上册）
“无论哪一个时代，西班牙人都以信实著称。查士丁告诉我们，西班牙人保管寄托物是克尽忠诚的：他们常常是宁死也要保守秘密的。他们过去的这些忠实，今天仍然存在。凡是在卡迪斯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把财产托付给西班牙人；它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品质，和他们的懒惰混合起来，便产生对他们有害的后果，就是：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他们的眼前经营了西班牙王国的全部贸易”。（第308页上册）
“中国人的性格是另外一种混合，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第308―309页上册）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一种是卖出用的，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第316页上册）
对于中国古代礼教德治及其弊端，孟德斯鸠评论：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第313页上册）
“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教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国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关注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第313页上册）
“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犯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第313―314页上册）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孟德斯鸠很悲观：
“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和神职人员的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终的涂油式、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第314页上册）
“基督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由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加公共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国的礼教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第314页上册）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我们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第314―315页上册）
对于中国统治统治术，孟德斯鸠说：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这个法典的范围是很宽广的”。（第315页上册）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第315页上册）
“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不是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中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第315―316页上册）
因此，“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第316页上册）
“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第316页上册）
附：三大规划，五大愿景”，慕义书院的现状和未来
政治学者&财经作家沈阳文章全目录（2004.9~迄今）
钱颖一：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忽视每一个都会是灾难
东亚教育浪费时间，人人深受其害(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
根据制度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竭力强调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分工合作理论”，经济发展表现为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可产生分工经济或者专业化经济，分工经济取决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保护民权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
公民沈阳，财经作家，政治学者，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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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法语：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拜占庭帝国”这个说法的流行，孟德斯鸠出力甚多。孟德斯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首版于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分权制衡的宪政思想，从而奠定了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分权制衡体系的宪法学基础。
《论法的精神》共6卷31章。上册3卷19章，下册是=3卷12章。第1卷主要谈法和法的精神的一般概念以及法律和政体性质与原则的关系；第2卷讲的是法律和国家安全、法律和战争、宪法与政治自由、刑法和国家税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问题；第3卷专论法律与气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习惯的关系。第4卷谈法律和贸易；第5卷谈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各种部门法的使用范围等问题；第6卷主要追溯法国法律的起源和变革。
在中国大陆，该书由张雁深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出版了第一版。
我们一起来看看孟德斯鸠是如何考察、剖析和论述古代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
孟德斯鸠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治乱盛衰、王朝更替是这样论述的：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象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第103页上册）
为何中国社会动乱不已？孟德斯鸠写道：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了宝座”。（第128页上册）
对于中国帝制以及法律管制，孟德斯鸠是这样论述的：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第128―129页上册）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到的中国的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第129页上册）
对于中国专制统治的恐怖和残忍，孟德斯鸠这样论述：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那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第129页上册）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如何事情都可拿来做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如何家族”。（第194页上册）
“有两个编辑邸报的人，因为关于某一事件所述情况失实，人们便说在朝廷的邸报上撒谎就是对朝廷的不敬，二人就被处死。有一个亲王由于疏忽，在有朱批的上谕上面记上几个字，人们便断定这是对皇帝不敬，这就使他的家族受到史无前例的迫害”。“如果大逆罪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第194页上册）
对于中国人的缺乏诚信和贪欲，孟德斯鸠说：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结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第308页上册）
“无论哪一个时代，西班牙人都以信实著称。查士丁告诉我们，西班牙人保管寄托物是克尽忠诚的：他们常常是宁死也要保守秘密的。他们过去的这些忠实，今天仍然存在。凡是在卡迪斯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把财产托付给西班牙人；它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品质，和他们的懒惰混合起来，便产生对他们有害的后果，就是：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他们的眼前经营了西班牙王国的全部贸易”。（第308页上册）
“中国人的性格是另外一种混合，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第308―309页上册）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一种是卖出用的，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第316页上册）
对于中国古代礼教德治及其弊端，孟德斯鸠评论：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第313页上册）
“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教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国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关注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第313页上册）
“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犯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第313―314页上册）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孟德斯鸠很悲观：
“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和神职人员的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终的涂油式、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第314页上册）
“基督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由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加公共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国的礼教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第314页上册）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我们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第314―315页上册）
对于中国统治统治术，孟德斯鸠说：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这个法典的范围是很宽广的”。（第315页上册）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第315页上册）
“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不是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中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第315―316页上册）
因此，“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第316页上册）
“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第316页上册）
附：三大规划，五大愿景”，慕义书院的现状和未来
政治学者&财经作家沈阳文章全目录（2004.9~迄今）
钱颖一：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忽视每一个都会是灾难
东亚教育浪费时间，人人深受其害(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
根据制度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竭力强调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分工合作理论”，经济发展表现为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可产生分工经济或者专业化经济，分工经济取决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保护民权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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