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演讲

撒切尔夫人|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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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按:本文是撒切尔夫人发表于1991年5月28日的政治演讲《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演讲》(Speech to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是强硬的反苏主义者,“铁娘子”的绰号正是由苏联官媒赠送的。然而,吊诡的是,在苏联改革陷入困境之际,戈尔巴乔夫还曾邀请她给苏联改革支招续命。撒切尔夫人在演讲中,介绍了英国的政治经验(如尊重法治、权力下放、强调自由市场等),同时,她也明确观察到苏联部分政治精英的反改革倾向,事实上,就在两个月之后,苏联爆发了“八一九事件”,又过了五个月,苏联解体。事后看来,撒切尔夫人还是低估了苏联体制的脆弱,以及改革的复杂。演讲的信息量颇大,值得推荐。译文约53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3200字。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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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当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首次在英国首相的乡村别墅会晤时,我们谈到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的确,这种差异是深刻的。

两种制度

你们的制度基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中央控制。关于各种事情的指示需经党(组织)自上而下地传达。我们的自由制度则基于限制政府权力,并赋予人民尽可能大的权力。

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国家要通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来统治,这种同意体现在自由选举之中,而这种选举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定期举行。

其次,自由需要一套适用于所有人——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公民还是政治家抑或政府——的公正法律。这一法律确保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并且,它由一个公正而独立的、政府无权解散的司法机构来执行。

第三,必须有一个自由的经济制度,其中,国家所有制、政府干预和控制要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私有制和私人企业必须占据上风。

自由的企业经济

工商业的大部分运作与政府无关。

但是,很显然,商品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喜好,而且价格必须为消费者所接受。否则,企业就会破产。不是政府决定着生产什么,而是消费者通过他们的购买力来决定。这种制度不仅给人民更大的自由,而且它的效率也更高。

我们不管制价格,也不管制收入。

这些事情由企业间的竞争来决定。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中,自由市场代表了经济混乱。但是,自由市场绝不意味着不受法治的约束。它需要那些打击欺诈的法律,打击危险商品的法律,强制执行契约的法律,制定工作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法律,阻止垄断的法律以及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这些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

转型与经济自由

从指令性经济到经济自由的转型,需要态度的全新转变:积极主动、回应机会、承担责任。这需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他们可以收获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这个国家数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政府替他们做决策。这已经影响了——尽管没有根除——他们内在的天赋。

这种巨大变迁注定会引发混乱。但是没有理由灰心丧气。(转型)要求你们所做的,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新事业。其他国家及其人民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运作这种自由企业制度,而且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你们所渴望的更高的生活水平。

贵国今天的问题在于,旧体制的残余仍然太多,以及许多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敌视变革。

我知道,对于经济改革的方向,(贵国)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但是改革的成功,取决于贵国各主要力量的携手并进,因为局部的改革将会扭曲一切。来自东欧的证据表明,那些做出最深远改革的国家,取得了最大程度的复苏和繁荣。

尽管如此,我能理解许多人打算回到过去的中央控制。但如果中央控制——即便以最有善意、最开明的方式存在——是问题的答案,那么,苏联今天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权力下放

按照你们的新安排,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这本身是可取的。它实现了决策权的分散化,实现了责任的分散化,而且将人才解放出来。

但是,仅仅将权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削减的是,政府各个机构对人民生活干预的全权。权力必须下放给个人和企业,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西方可以帮你们做些什么

对于贵国的改革,想必你们会问,西方将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支持。坦率地说,和你们自身的努力、决策、决心相比,外界的帮助相对无足轻重。但是很显然,它们自有其作用,尤其当我们相信民主、人权和市场原则在苏联变得根深蒂固、不可逆转时,这种作用会愈发重要。

国际社会对我国提供经援的吁请一直络绎不绝:中东战争之后烂摊子,孟加拉国的洪涝灾害,非洲诸国的饥荒等。但是经济帮助,就像我国的“Know-How Fund”(译注:英国政府旨在帮助前苏东国家完成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转型的经济项目)、贷款和信贷,仍然可以提供给苏联——只要我们确定这笔钱将用于实施改革,而非巩固旧制度。

说到投资,在过去数年,许多西方企业试图在苏联投资。一些企业一直努力寻找贸易伙伴。其中有些取得了成功。但仍然不够。

最初的协议看起来不错。但一旦开始落实协议,问题就来了。我们的企业——习惯了自由社会——发现自己面临一大堆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似乎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在交付配件和服务时,令人费解的延误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协议不时遭到不可预测的修订。所有这些表明,贵国需要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革。

当你们的改革实施到一定程度时,西方世界也会帮助苏联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

法治

你们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是,尽管民主制度——如选举、议会、普选权——很重要,但是它们本身尚不足以为自由提供充分的保障。民主,就像自由和自由企业,还需要法治的支持。

法治已经生长了数百年。在我国,法治始于伸冤和公正的观念,始于在法院公开审理之前任何人不得被无限期拘押的观念。

法治必须适用于政治家、政府、国家官员,正如适用于普通公民。英国的政府官员非常清楚,如果一个政府部门越权,就可以把它告上法庭。公正的法律,不仅是对权力过大的个人的最好防御手段,也是对权力过大的国家的最好防御手段。

但是,为了建立法治,仅仅立法是不够的。人民必须知道,这些法律能够得到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法官的执行和维护。

有些人提议,只有通过威权统治,才能实现苏联所需的根本的经济变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阻挠改革的不是人民或政治多样性,而是那个官僚机构——后者养成了不履行契约、不履行职责的恶习,所有这些行为都不受惩罚。在法治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外交关系上的进展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在改善对外关系,特别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苏联不再向全世界输出武装革命。苏联军队已经撤离阿富汗。

戈尔巴乔夫总统把苏联内部的改革与改善对西方的关系以及解决“二战”遗留问题联系起来,是正确之举。通过赫尔辛基协定、中程核武器协定、苏军撤离东欧以及有关德国问题的四方协定,欧洲实现了稳定:所有这些都使贵国国内的改革更加容易,因为它们为你们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深切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如果苏联试图将时钟拨回,那么人们必然担忧欧洲的和平和稳定。

我相信,撤出东欧、让东欧国家自主决定未来的决定,使得苏联在国内外更加强大。在整个欧洲,巨大的不公得以纠正,基于民主制度建立广泛合作的大门已经打开。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我们不应该低估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对自身脆弱性的担忧,因此,(我们)向他们提供安全保证是必要的。

我知道,在贵国,许多人相信苏联撤出东欧,解散华约组织威胁到了你们的安全。但是,违背这些国家意愿的占领,毫无安全可言。在人们质疑苏联的动机和意图——由占领东欧所造成——的情况下,也毫无安全可言。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波罗的海诸国的反常地位,这种怀疑仍然存在。

我们西方国家认为,波罗的海诸国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从来就不承认波罗的海诸国在法律上属于苏联。它们是被暴力兼并的。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波罗的海诸国的自决权。

我们希望看到(双方)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我们能理解苏联政府所关心的更广泛的民族问题。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人民有权通过宪法手段选择自己的未来。

真正的革命

近期的一系列变化有助于营造新的国际环境,这对于苏联的潜在好处不管怎么说都不为过。在一个国际法治(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得到维护的世界,在一个军备开支得到安全约束的世界,在一个自由的经济合作成为可能的世界,苏联的每一个人都有更好的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苏联人民已经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历史性事业。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一直在努力争取自由。

你可以用暴力摧毁一个国家,但你不能摧毁它的身份和骄傲。你可以禁止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改善他们的家庭:但最终有些人总会比其他人更平等。你可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与真理作战:但真理最终将赢得思想之战。

我相信,未来的子孙后代在回顾当下的变革时,会把它们看成贵国历史的分水岭,而且,你们的人民将获得因自由而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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