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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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6-07 16:48 来源：国际网字体：[大][中][小][打印][关闭]
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对中国所做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在曲解中国。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如果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编者按】2018年5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发布会。郑永年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未来30年政治经济走向的研判。本文为编辑后的演讲全文。郑永年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今天本不想讲这两本新书，而是想和大家谈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十九大”之后的“三步走”，至少可以讲讲中国如何通向2035。不过，这两本小书，是我自己思考中国问题、世界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者方法，因此联系这两本小书来讲未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可能演变也很好，至少有一个思考方法的基础。

中国知识界与媒体缺乏思想体系的支撑

最近刚好赶上中美是否会打贸易战问题，我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的，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跟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而不是说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媒体那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就媒体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体的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个知识体系。这个非常重要。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话，做起来会非常吃力。上次中国有关部门带了团队到新加坡来交流，我就对他们说，“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话，效果不仅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还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国内那样讲一番话，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知识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

我对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评。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世界公认的奇迹，例如，在短短4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并且让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故事。但为什么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

用西方的思想难以解释中国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觉得西方这些理论用来解释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很难。近代以来，中国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想学习西方，来解释中国。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近代以来，包括老一辈人，对中国所做的解释，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归纳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有时候就很不科学。比如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但中国从来找不到像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有人说汉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家奴跟今天的佣人有点像。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对于佣人，中国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样，中国的佣人，做着做着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佣人永远是佣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了。最近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就有了近代国家的雏形。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在50年代有很长时间，都在研究争论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很多书。我觉得这个就很荒唐。如果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那为什么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为西方，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的，时间上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过去顾颉刚先生有个“疑史”观，怀疑中国的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知识体系。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中国？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看中国的，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后来我写了一本《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他们以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这个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做“orientalism”，就是“东方主义”，到后来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变成“oriental despotism”，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那本书。自古希腊到近代，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以东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体制，都是专制。所谓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是他们的分类。对他们来说，这些地方的体制都是差不多的。现在西方发展出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权威主义”），但其实西方理解中国只有一个模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没有第二个，其它都是它的一些变种。这个认识也难怪西方，因为从他们的文化来理解，他们只能这样认识我们。

像我上一本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说的，对中国误解最深的都是德国人，四位德国人。第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确实是这样。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吾道一以贯之”，政治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君主专制，再到近代民主，确实有实质性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马克思，他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的新教为什么能孕育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最后一位是50年代写《水利社会》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国最深的就是这四个德国人，误解得最深的也是这四个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四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很难责怪这四个人。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我们缺少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发现，西方的“law”，我们翻译成中国的“法”，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中国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就说，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国的“礼”、“理”和“制”等等。中国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对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个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还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现实中找不到，是一种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知识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具体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想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国宪法说，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他们来说，在“上帝”和“法”之间转换没有任何困难。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士农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士大夫阶层而言，“礼”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读这种传统，我们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现在的“党纪”和“国法”之间的关系。

展望2035中国经济：“三层市场”论

中国是个文明国家，但是文明国家不是一种道德概念，就是说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坏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的优势劣势，不光有好的。现在很多人要把中国模式叫做世界上最好的，也不科学。我们好多东西要重新回顾。中国未来30年，到2035、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用中国自己的文明观点来看，远远要比用西方的理论预测有效得多。

中国未来30年，经济制度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中国讲mixed economy（混合经济），我觉得没有讲清楚。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展望2035中国政治：开放的一党制、以党领政、三权分工

未来30年，中国政治会如何？这次修宪以后，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而我们国内还采取鸵鸟政策。其实这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官方本身不好出来说，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在形成之中。

大家知道，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汉制，也有三权的分工合作——决策、执行、监察，从汉朝建立起，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一个体制生存了两千多年，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有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甚至我们的人种都变化了，我们汉人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那我们哪些东西不变呢？就是这个政治经济体制从来没有变化，只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我的理解就是，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时还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要党政分开。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近代以来很多人都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孙中山先生就要搞一个“五权宪法”，把西方的三权，加上中国传统中他觉得好的两权，即考试权和监察权，变成五权。但我觉得孙中山基本上是个理论家，是个“书呆子”，没有机会实践。从台湾的实践看，这两个体制完全是不同的逻辑，要么西方的三权为主，要么中国的三权为主，把两个加起来很难。所以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西方三权的机制，考试权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监察院还在，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中国这次变动巨大，加上了那个监察权。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从80年代的“党政分开”，到现在的“党政分工”？其实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党政分开的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党政分开，党的主管跟政府的主管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变成了党政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政府的分裂。所以，1992年之后中国一直是“三合一体制”，就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人来担任，并且把国家主席实权化。“十九大”维护这个三合一制度。“三合一体制”其实是对“党政分开”的直接否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实际江朱、胡温时代都是这个思路。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一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论述非常重要。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还有媒体，当时报道很少，学术界也好像没什么研究。这个不应该，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他更早的时候跟基辛格见面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就是要做党政一体的改革，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

我把西方称为外部多元主义，它是先有市民社会后有国家的，它有不同的社会力量，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可以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皇权，秦始皇以后一直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政治过程。那么怎么做，才能让统治比较有效？那就是把一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决策，第二段是执行，第三段就是监察。这是汉制，确认了以后，一直到晚清。现在也是这样，有点类似。那么现在要解释的就是，皇权怎么转变到现在的党权？怎么看我们这个党？

共产党其实不是像西方理解意义上的政党。我的解释是，“党权”就是“组织化的皇权”。以前的皇帝是个人，是家庭，现在党是一个组织。在这个转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是帮助了我们的，比如“民族主义”、“主权”、还有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

我们从一个基于个体家庭之上的皇权，转成基于一个组织之上的党权。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权力部门，现在就是党权分成三个阶段——决策权，执行权跟监察权。第三权加上去，这是王岐山的功劳。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这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因为现在党是个集体，而以前皇帝是个人家庭。我觉得这个制度如果做得好的话，生命力会很强大。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汉制生存了多少年？钱穆老先生特别推崇汉制，我觉得有道理。但这个制度的重建现在刚刚开始，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从制度建设来说，今天还处于汉朝。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以后，基本上没做制度建设。同样，毛泽东统一了中国，但是真正的制度建设，从现在开始要做很长时间。

比如说决策权，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跟他的大臣将军、皇兄皇弟这些人手里。现在完全不一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也包括社会团体和智库，都可以成为决策权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决策权怎么更民主化一点？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现在民主的观念有了，大家不可能不民主。还有监察权问题。反腐败很重要，但监察权也不能滥用。汉朝就规定，不可以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监察，那样行政就没法执行了，按照规定只有六个项目可以监察。我们现阶段就有这个毛病，已经有报道出来，下面的一个纪委去查，发现官员办公室里有零食，就把人找来谈，说是违规。这就监察过头了。“三权分工合作”这种制度，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跟民主本身不矛盾。我的观察是，中国的制度可以吸纳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总结了几点：第一，只要共产党能够维持其政治主体的地位，多党制不可能，但这是“开放的一党制”。这跟多党制不一样，跟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也不太一样。如果一个政党被几个家族、一些利益集团垄断了，那就很危险了。那么怎么开放？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经验。中国传统上只有皇帝这个职位不开放，其他都是开放的，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最高领导人也不是终身制，这个职位也是开放的。共产党在不断把新兴社会阶层吸纳到党内也促成了执政党更加开放。

第二个就是“以党领政”。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西方也好，非西方的也好，政治很重要。西方从“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产生以后，主要问题就在于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聪明人很多，他们知道国家的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解决，但是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以党领政”在东亚有很多实践，日本是这样，新加坡不用说，台湾“两蒋”时代都是，韩国也是这样。以党领政，政治是核心、主体。

第三点就是“三权分工合作”。这样理顺好了以后，这个制度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家的稳定可以有保证。

除此之外，中国下面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面对。中国要实行总统制呢还是内阁制呢？总统制就有任期限制，内阁制就没有，随便做几届，直到党不让你做了。还有一个就是，新的领导人产生了以后，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有没有组阁权？能不能他有自己的班子？一个领导人掌权以后，要达到执政目的，一定要一个团队来做，西方首脑都有权力自己组阁，但现在中国不是，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

经济上我们学了西方很多，政治上我们也在学。现在新的组织机构，人大、政协、智库等这些，中国传统里哪有啊？怎么样来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我们最后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