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快速导航 词条图册 词条 芝加哥经济学派 外文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目 录 1基本概述 2历史阐述 3经济观点 4理论特点 5标杆人物 6词条图册 1 基本概述 编辑 　　芝加哥学派是指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学者包括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他们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封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另外芝加哥学派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了经济学一个心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2 历史阐述 编辑 　　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 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 ）、M·弗里德曼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result-oriented）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近年来，“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3 经济观点 编辑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主要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个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例如，西蒙斯在30年代关于改革美国货币金融体制的主张，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必须对其吸收的存款保持100％的现金准备这一建议;哈耶克始终主张金本位制是现实可行的理想的货币制度，反对任何人为地扩大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措施；以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等。尽管这些主张所处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根据差别很大，其共同的实质是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根据实际经济情况随时和及时调整贴现率，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以及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活动等）。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例如奈特和西蒙斯都十分强调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应起的作用。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取得最大经济效率，而且能够保存个人自由，防止政策决策人专断的干涉。他不仅把经济计划与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声称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因为各人特有的价值判断，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在政策主张方面表现了很大差别。在30年代，西蒙斯不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强烈反对垄断，包括所谓工会的“垄断”，而在战后，弗里德曼则着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又如，在30年代初，为了对付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瓦伊纳、奈特和西蒙斯等都曾经主张借助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但在理论上依然认为，尽可能减少政府开支，保持预算平衡是健全财政的基本原则。战后，为了对付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造成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采用的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持否定态度。 　　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 4 理论特点 编辑 　　芝加哥学派所据以得出其政策主张的理论观点，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或者暗含着如下一些假定或前提：①强调经济学应是一门实证科学，所以芝加哥学派的许多成员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者。②理论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忽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一般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③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社会福利与私人利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会出现的差别，或者认为这种差别与经济效率或经济自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们不重视国家在调节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 　　芝加哥学派成员一般都特别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中的有用性，所谓“芝加哥传统”的这一特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施蒂格勒的科学工作中。施蒂格勒毕生从事价格理论和动态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他吸取和运用自A.斯密到A.马歇尔的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纯粹竞争或纯粹垄断前提下，分别考察消费者为获得最大效用和生产者为赚得最大利润的最优化行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规律性），结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统计资料的调查分析，来考察现实的非纯粹竞争市场的经济问题（被称为应用微观经济学），从而在肯定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对传统理论作出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补充和发展。施蒂格勒通过引进“不完全信息”这个因素，对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价格刚性、排队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同种商品除运输费用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销售价格，以及一个产业部门为什么同时并存着规模大小差别很大的许多企业等等，作出了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并可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的理论解释，并为70年代以来有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微观的理论基础。施蒂格勒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市场”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能够通过国家干预所能解决的。 　　施蒂格勒通过对美国政府管制市场运行的立法（如最低工资立法、租金管制、证券管理法等）的研究，得出结论：这类立法事实上并未达到原来旨在达到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效果，制定实施这类立法乃是适应特殊利益集团（公司、工会和专业人员）的要求的政治上的产物，因而施蒂格勒被认为是“管制经济学”的开创者。 5 标杆人物 编辑 贝克尔教授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工作五年后，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在以下四大范畴进行原创性研究：一、歧视；二、竞争与民主；三、生育；四、消费理论；最后一项与导师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一同携手研究，虽然佛利民以其在货币理论及政策方面的贡献见称于世，但经济学界公认消费理论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贝克尔教授在有关研究中角色举足轻重，两人合作发表的研究论文为《判断凯恩斯模型的一种统计学幻象》（A Statistical Illusion in Judging Keynesian Models），参与佛利民消费理论的研究让他得到难能可贵的学习经验，从而孕育出日后个人以至芝大研究路向的三大元素。 　　母校五年 奠基岁月 　　第一个元素是若缺乏理论基础，即无从正确诠释任何实证或统计学关系。其次，一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著作所构建的模型，其中应包含各种屡试不爽的预测。最后，一个好的经济模型并非取决于它对一般人行为所作的假设，而是该等假设能否导向准确的预测。这成为贝克尔教授后来从事的所有经济学研究的风格。[1]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12) 　　他早年的博士论文题为《歧视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利用经济学理论构建出一个歧视经济学模型：一个歧视黑人雇员的雇主，即使愿意聘请黑人员工，所付工资也会少于同一职位的白人雇员。这项分析结果发表前，一般人只想到黑人雇员因受雇主歧视而成为受害者，贝克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歧视黑人的雇主其实也会身受其害，因为愿意聘请黑人员工的雇主即可从中获益，他们之得，正是歧视黑人的雇主之失。假使这批雇主所属行业竞争激烈，歧视黑人的雇主关门大吉只是迟早而已，岂不是害人终害己？ 　　贝克尔教授利用分析入息税的效应，以显示歧视就如税收一样同时对雇主和雇员造成损失。教授利用各行业中白人与黑人员工彼此工资差距的数据，测试其歧视经济学模型，结果发现行业竞争程度愈低，工资差距愈大，由此可见竞争有助减轻歧视现象。贝克尔教授这一创见不但令人耳目一新，更可说破旧立新；这正是把经济学理论活学活用的实例。可惜这篇论文1957年发表之时备受经济学界冷落，教授在文章于1971年再次发表时亦不禁旧事重提。 　　在《竞争与民主》（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一文中，他运用经济学推理，比较市场上的竞争与民主政治上的竞争。在他心目中，民主是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藉以争取选民支持，从而在政界中获取公职。选民的投票诱因其实不大，但特殊利益团体则为求有利己方的政策通过而展开游说，亦往往成为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大小政党不惜工本，极力争取选民投以一票并踊跃投票。 　　他在文章中推论，政治竞争属规模经济，故只有大政党才能在政坛上立足。此外，政治的胜利回报远逊于经济市场上的丰收亦有以致之，于是他的结论是，民主政体的政坛更像垄断市场，其竞争程度远较经济市场为低。由于政党必须争取经费来源，私相授受和贪赃枉法自是司空见惯。 　　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算是比Anthony Downs拓荒之作《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更具系统的先驱，但贝克尔教授这篇论文却遭《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拒登，后来则载于《法律暨经济学报》（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不过，运用经济理论研究政治，随后竟愈见流行，在罗彻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William Riker带动下更蔚然成风；而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现已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成为学术界的明灯，贝克尔教授身为研究的先锋，实在功不可没。他后来仍不时从事政治方面的研究，但每多侧重于其他社会行为方面。 　　在《生育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一文中，贝克尔教授运用经济学推理方式研究子女的供求关系，把子女比作耐用品，从而推论对子女的需求主要在于父母能付出多少时间，母亲所付出的时间尤其重要。教授的洞见在于养儿育女为极费时间的活动。因此，随着教育程度、经济发展同步改善，女性就业机会有所增加之际，妇女的时间日形珍贵，子女数目自然随之减少。 　　贝克尔教授发现两种经济发展效应的重大分别：一、经济繁荣，收入增加，对子女的需求增加，这是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二、经济繁荣，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加，影响养儿育女的成本上升，令拥有众多子女的欲望下降，由此产生取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他以实证显示，由于取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家境日趋富裕反令子女数目日减。 　　教授的生育理论一如他的其他理论，当初在经济学界未受重视。据说他首次在哈佛大学James Duesenberry经济学研讨会上提出子女好比耐用品的理念时，就更备受诟病。贝克尔教授当时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渐以研究专题离经叛道见称，还不时被同行规劝搞研究应以”务实”为重。 　　哥大九年 学观全面 　　贝克尔教授三十岁就当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任职九年后又重投芝大怀抱，他在哥大先后与Jacob Mincer、William Vickrey（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lvin Lancaster三位经济学名家合作，凭着学术上的超凡创意与敏锐触觉，吸引大批哥大尖子拜入门下，纷纷在经济学及劳动经济学应用方面做出成绩。贝克尔教授所作先驱研究涵盖人力资源理论、时间分配理论、收入不均的个人分配、非理性行为、犯罪与惩罚五大范畴。 　　贝克尔教授以T. 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人力资本广义价值理念，与H Gregg Lewis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早期分析法为基础，进一步把两位名家的学说发扬光大，创立了以投资理论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说：运用个人购得的市场资源（如课堂、课本、各种设备等）并投放时间学习，可增加个人的人力资本。个人时间正是增加人力资本的必备元素，正如教育不离学习，健康必须运动一样。 　　时间是所费不菲的资源，换取人力资本所花时间的代价等于该时段的工作收入，只要预期回报高于所付代价，一般人仍愿意作出人力资本投资。贝克尔教授以实证方式，把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加以研究，发现其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资本投资项目。 　　贝克尔教授所作相关研究具有多重意义。投资健康有助延年益寿，而且增加教育投资的回报，健康与教育彼此相辅相成。假使人力资本有助提升个人生产力，则在学习上投资愈多，学习能力提升的程度也会愈高。个人不断学习，其时间价值自会不断提升，因此收入往往随年龄增长而上涨，却又会随折旧效应出现而迟早走下坡。 　　增强人力资源分配效率的要略之一，在于减低人在地区之间或国际间迁移的障碍。自由选择工作地点、自由择业，既可改善人力资源的分配效率，也足以鼓励个人在自身及子女的投资。近三十年来中国得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也正因为容许劳工市场享有较大自由。 　　贝克尔教授也是率先针对劳工收入不均的个人及家庭分配状况，而构建出研究架构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个人收入差异源于其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寡，自由社会禁止奴隶制，家境清贫者不可能以自身作抵押而筹得教育费用，是以政府有必要介入，以弥补资本市场的不足。 　　资助教育并非纯属公平问题，其实也关乎经济效率。资质高而家境清贫者在教育上投资不足，反映社会未能人尽其才。贝克尔教授明白到个人所能作出的投资要视乎能力与机遇，能力较高者可从人力投资中获益较大，自然应多作投资；家境清贫或生于穷国则所享机遇较少，因为人力投资所需的本钱难免较高。贫困一群所作的人力投资往往较低，社会政策的重点应聚焦于平衡机遇，而非在于结果。 　　在其《时间分配理论》（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一文中，贝克尔教授创出有关家庭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的崭新理论，以便了解非市场行为。举例来说，在上教堂只为荣耀上帝的大前提下，出钱请人代劳就不像代买日用品般简单。时间价值既因人而异，上教堂的次数也不例外。有人上教堂的动机并非纯为荣耀上帝，年轻人、长者、妇女上教堂的次数较多，大概跟他们的时间价值较低相关。 　　贝克尔教授以时间作为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开创了以经济学分析去解释人类行为，妇女较男性虔诚是因为时间价值在两性之间的差异，并解释由于选修语言科及文科利于日后养儿育女，所以女生较男生为多。后来渐多学生根据教授的崭新理论，运用各种新奇数据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作研究，题目百花齐放。 　　贝克尔教授也在研究中指出，职场以外的时间虽然未能产生市场或金钱回报，不加载国家收入账目之中，却并非没有生产价值，即使睡眠时间也具经济效益，只要捱一晚通宵再看翌日表现，就可知充足睡眠如何重要。他的时间价值理论指个人收入（即工资率乘以一年累积工时）并非衡量经济效益的理想指标，而其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的劳工产值应相当于工资率乘以每天24小时以及一年365天。并未涉足职场的妇女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衡量其经济贡献的方法在于把她们的服务当作受薪工作计算。贝克尔教授称这理念为”完全收入”（full income），亦即若能”全职”工作可获的收入。 　　寿命较长，毕生所得收入自然较高。富者赚钱较多，亦较长寿，毕生收入自然高于贫者。贝克尔教授有关研究的另一结果，在于全球收入不均现象在全球化趋势下日趋恶化之说，大概言过其实。随着国家经济日趋改善，即使穷国人的预期寿命也有所延长。因此，穷国人的毕生收入增长率更远胜发达国家，有助改善环球收入不均的现象。 　　贝克尔教授的全套经济学观及经济研究法，最初见于《非理性行为与经济学理论》（Irrational Behaviour and Economic Theory）一文。经济理论一向假设所有个人都会尽量利用一切资源，通过取舍方式的变化或所得资源的变化来解释人类行为；经济学则属分配有限资源以平衡种种目标的科学，而这种模型同时适用于市场及非市场行为。 　　回归芝大 “家庭”为重 　　虽然贝克尔教授未有质疑个人偏好变化对人类取舍行为的影响，但他却指出除非已有关乎个人偏好如何变化的理论，否则解释未算圆满。举例来说，在解答为何妇女看似较男性虔诚的问题时，由于经济理论较善于分析稀缺（scarcity）及妥协（tradeoffs）两方面的变化，因此，经济学者应假设个人偏好维持不变，而专注于分析稀缺方面的变化，亦即妇女的时间价值较男性为低。 　　再举个例说，要解释为何苹果消费渐见增加，贝克尔教授会指出这是在种植苹果的生产力提升带动下，收入趋升和苹果价格趋降造成的现象，而非声称爱吃苹果的人愈来愈多，除非有办法解释爱吃者习惯为何而又如何产生。这正是我所谓的”贝克尔式”（Beckerian）经济分析法，其特点在于运用种种精密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一切现象，而非限于根据个人偏好及突发性变化的假设。 　　贝克尔教授在所著《犯罪与惩罚经济分析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研究论文中，把诱因经济模型用于分析预防犯罪方面，同时提出犯罪行为合乎理性并对诱因作出反应的论点。他更主张恢复死刑，并挑战种种假设”非理性”行为的犯罪理论，在法律及经济学研究方面另辟蹊径。 　　贝克尔教授重返芝大后继续先前的研究工作，并朝新的方向进发，主持”经济学应用研习班”（Workshop on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又与Richard Posner合办”理性选择研习班”（Rational Choice Workshop）。期间他的研究重点有五方面：家庭、跨代流动性、社会互动与偏好形成、政界压力团体、健康作为人力资本。 　　1970年，亦即贝克尔教授回归芝大翌年，我成为芝大本科生。他从未教过本科生班，我直至1973年修读他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课时才有缘识荆。虽然当时我有听闻同学说教授在无关重要的课题上浪费时间，但他的研究领域却不断壮大。他的影响力所以如此深远，主因不在著书，而在于他能就各种课题发表著作，再经由其学生与相关著作发挥影响。他在研究方面向来不避争议而又表现出众的作风，最终引起广泛注意。犹记得修读过Duncan Black的一个研究生课程，他当时既是某社会及大众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芝大的访问学者，还向我特别强调他的观点与贝克尔教授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贝克尔教授的确与众不同，备受注视。 　　贝克尔教授的家庭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整架构，可供整理有关家庭此一重大社会制度的思考，从而掌握婚姻、生育、离婚、寿限、健康投资、社会保障、不均现象、跨代投资等概念。他亦把有关家庭的研究引申至经济、法律及国家等较广阔的议题，研究中更触及为何家庭对人类社会组织如斯重要，而为何又能世世代代保持其重要性。 　　贝克尔教授发现家庭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于养儿育女的关键作用。人类成长过程缓慢，必须父母费时悉心照料，父母照料子女的诱因，也许正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赖以生存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各地社会对于领养子女并不热衷，足以显示家庭在养儿育女方面的重要性。除非本身不育，或出于人道精神，否则领养子女难以保证子女成才，始终存在一定风险。 　　家庭远较人类所创的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及国家）能确保人类得以世代传承。我相信贝克尔教授私底下也深信，对家庭意义的掌握更重于对其他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他大概认为家庭是最具弹性的制度，也是人类社会进化中最关键的一环。 　　贝克尔教授也着力研究其他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利他、沉迷、追新逐异，以及出于恐惧心态的行为，从中研究个人偏好的成因、变化原因以及定型经过。他又研究个人偏好的形成与社会互动，作为在管理稀缺资源及响应稀缺变化过程中优化行为所引致的结果。 　　George Stigler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说：”贝克尔教授是开辟了一门正宗社会综合科学的总工程师，实堪以此名垂后世。”佛利民则称他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贝克尔教授的研究对芝加哥学派研究风格的厘定贡献良多。 　　既博且精 垂范后学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由1988年起，每十年选出八位最具潜质的新进经济学家。1988年入选的八位，贡献均在于传统研究课题方面；及至1998年，八位入选者中则有五位从事非传统课题研究，包括凭《怪癖经济学》（Freakonomics）及”超级怪癖经济学”（Super Freakonomics）闻名的利维特（Steve Levitt），他率先向大众推广经济学在日常生活问题方面的用途，其他经济学者随即纷纷跟风，而在经济学界形成一时风尚。《经济学人》认为当时的新进经济学家都以贝克尔教授为榜样，开始研究起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教育学家、流行病学家，甚至犯罪学家的研究专题。 　　2008年，入选者中又有五位正从事非传统经济学课题研究，或运用非传统方法研究传统经济学课题，杂志于是断定经济学家仍”不务正业”，越轨探究崭新社会行为。自从贝克尔教授于上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以犯罪及家庭为题发表著作以来，就一直有经济学家作出同样”越轨”之举。究竟这些新进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科之间有何一脉相承之处？ 　　事实上，经济学家仍一致喜用数式解释人类行为，而对于研究方法的精密程度一直引以自豪，亦往往较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善于抽丝剥茧，解读有关数据。今时今日的经济学到底有何特点？经济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巨匠所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这也正是贝克尔教授及芝加哥学派对后世的影响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与环球市场冒起兴盛，社会日趋繁荣，人类为谋生计的工作时间势将持续减少。在市场生产力不断提升带动下，人们每天不再花那么多时间在赚钱之上，益寿延年与工作生涯成了反比；换言之，社会愈繁荣，人们花在非市场活动上的时间就愈长。经济分析用于非市场活动方面的机会日增，贝克尔教授对后世的影响必会有增无已，他的学说定将历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