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迷茫
对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迷茫
这个命题也是某种程度上对“纯天然”的好?还是“人为制造”的好?的迷惑。
凡事是顺其自然,由其自然而然的自由发展好的呢,(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还是对其进行人为的干预、干涉、管制、管控好呢?是“自然自发的手”、“市场的手”这些无形的手去引导调控我们好呢,还是人为的去校正、干预、调整这只有形的手去“有所作为”的好呢?又或是二者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呢?
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去选择,例如: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我们的个人、家庭的谋生、教育、医疗等等。
以经济为例,我们到底是由政府来对我们进行干预、计划安排或者引领我们去进行生产创造好呢?还是不要政府对我们进行干预,由我们自由自主的去进行谋划自己的生产生活的好?到底应该施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呢?还是施行管控型经济、计划经济呢?亦或是有限干预型经济呢?到底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等集体主义呢?还是应该采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主义、个人主义呢?还是二者兼顾的现代自由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呢?
以社会治理及政治为例:到底是应该人为的管控治理或者人为的引导指引好呢?还是应该放任自流,由其自发自为的自行其事而达至平衡的自由自治好呢?___到底是应该施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应该施行全能政府主义好呢?又或是二者兼顾取其中的模棱两可的好呢?还有这两个极端对立甚至是非此即彼“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主义、理念、模式,他们之间可能二者兼顾相互调和吗?即使采用二者兼顾的中间方法,那么他们各自的优劣又会成反比的呈现令一种优劣。兼顾真的就比一种好吗?
以医疗为例:假如我们生病了,那我们到底的应该向动植物那样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由其自然痊愈或者病情加重直至死亡呢?还是应该人为的干预,进行人为的治疗(有可能越治越好,也有可能越治越糟糕)好呢?
以教育为例:我们到底是任由孩子们自然而然的自由成长发展的好呢?还是应该时常进行人为的干预、管理、调教的好呢?是任由他们的自然天性去随意的生长变化呢?还是要对他们进行人为的干涉、管理、规划其成才呢?老子有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以农作物为例:到底是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好呢?还是人为的育苗施肥、田间管理的好呢?
以个人发展为例:我们到底是应该采用自由主义那种由“无形的手”来对我们进行“无为而治”的调控安排呢?还是应该对自己施行“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去经由自己或者他人给我们以指令、规划、计划、甚至是强制安排我们的人生道路呢? 到底是应该任由“天意、命运”给我们随意的安排,我们只需遵从“上苍”的旨意由它来做主“主宰”安排我们的命运就好呢?还是应该采用“人定胜天、自强不息”的积极规划人为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呢?到底是应该以自由主义及道家的“绝圣弃智”听天由命的方式去“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呢?还是应该相反作为呢?
以我们的个人经营为例:也是存在上述这些迷茫的问题。
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任由无形的手去自然的调节治理呢?还是应该人为的去计划管理呢?到底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呢?还是应该日理万机的事无巨细的去参政议政呢?是应该“简政放权”呢,还是应该加强管理呢?——中国道家所说的“ 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国理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最早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而这,即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以人类基建为例:人类到底是应该顺应自然的环境保持天然的状态,不去触动改动它,保持它的原始状态好呢?还是应该去改造自然,破坏它的自然状态,建设人为的环境状态好呢?到底是天然的好,还是人为的好?又或是“二者兼顾”又“二者兼害”的好?我们的地球,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持它原有状态好呢?还是应该对它实施人为的改造好呢?我们应该住进达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还是应该住进人为制造的环境之中呢?到底是使用纯天然的好一些,还是使用人为制造的好一些?
凡事到底是纯天然的自然自为,自由放任的任由它去随意的发展好呢?还是应该人为的去进行干预、计划、管制、谋划的好呢?又或者二者兼顾的好?如果二者兼顾的话,那么界限又在哪里呢?到底是“人定能胜天”呢?还是“天定能胜人”呢?我们到底是应该遵从天定呢?还是应该遵从人定呢?又或是以遵从“天定”为主而自己无所为或少作为呢?还是相反而为之呢?
还有,自由的发展这只“无形的手”,它自有自己的自然规律甚至是其自然形成的发展轨迹,我们人为的去对它进行计划干预会,这会不会是在破坏、扭曲这种自然发展的轨迹与违背自然规律呢?会不会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而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呢?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因为这种人为的“自作聪明”的干预、计划而导致的违背自然规律并且受到“惩处”的实例比比皆是,同时也有很多由于我们对一些事情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无所作而使我们错失良机甚至犯下错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处之呢?是该“积极主动的出击”有所作为呢,还是“按兵不动的”任由天定呢?
我认为: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他们的本质区别应该是“顺应自然”还是“改造自然”的区别,甚至是“人造的”(干涉、计划主义是人为人造的)还是“天然的”(自由、市场主义是天然的)的区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而自然界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因此人们应该任由大自然那支“无形的手”去实施“无为而治”,我们应该顺应大自然的自发性发展与变化对它采取“放任自流”的自由态度,而不是不去对“人为的改造”,对它进行人为的“自作聪明”的计划与规划,进而干扰扭曲自然自为的变化发展,违背大自然自发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例如施行了计划经济,那么大自然就一定会给予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予以严重的惩罚。相反,我认为:计划经济、管理主义正好是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盲目的无序的“混乱”状态,甚至是一种灾难状态。我们人类需要对它进行改造、规划,他们认为“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他们想要“人为的改造自然”,他们想要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那种看起来“盲目、无序”甚至是“杂乱无章的混乱”局面进行人为的改造,对之施行人为的计划与规划改造,进而得到一个“改造大自然,战胜大自然”的“人定胜天”的有规有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类各守其道,万事万物都有严谨的计划于规划,社会井然有序永远和谐温馨。对此,我认为:大自然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捉摸不定,那种理想主义的干涉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实现的,人类还是应该总体上顺应自然,放任自流,采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之法去生存,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主义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不足“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是可以进行一些辅助而有限的干涉的,例如:反垄断、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救济、教育、医疗救助等等。我们不能采取完全的自由主义、不干预主义,任由事物的自然变化,如果真如此,那么人类岂不是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如果真如此,那么是不是原始社会、动植物们的状态才是最自然、最优秀、最合理最合乎天道的状态?那我们人类是不是应该回复到原始社会去呢?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不应该采取大量的干涉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事无巨细、全能政府的去过度的人为改造、规划一切,过度的干扰“无形的手、自然之手”对一切的瞬息万变的调节与安排。因此,或许“宪政、限权主义”(以自然、自由、市场之手调节为基础,再辅之人为的消极有限干预、计划、规划为辅助)以是人类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最不失衡的平衡办法。
道家老子指出“无为而治”,道家的庄子进一步指出,大道复杂多变,很难认识清楚,所以不干预是最好的治国方法。这一理念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及其相似甚至是同一意思,市场经济,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人为的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政府所制定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在市场经济里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但是在理论上,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自由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自成秩序的良好效果。《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理论还可以应用于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及延伸出政治自由、社会自治,甚至于小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还有,它还可以应用于个人发展、教育、医疗等等方面。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他们在国家层面上是哪种方式更能科学的帮助社会运行发展。而在个人的人生发展进程中,个人也需要选择采用哪种主义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发展。即,这些主义不但是国家社会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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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1]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国理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最早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同义词:顺其自然
释义 无为:道家所指顺应自然变化之意;治:治理。顺应自然变化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2]
出处
《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译文
《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
2 成语思想 编辑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理念。
儒家无为而治
孔子像
虽然大多将无为而治看作是道家的主张,而将这四个字提出来的却是孔子。
《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为何说舜能无为而治呢?
《大戴礼记·王言》有,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王奚为其劳也!”
《新序·杂事》曰:“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
《伪古文尚书·武成》曰:“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孔颖达疏:“谓所任得人,人皆称职,手无所营,下垂其拱。”
故而儒家无为而治在于任用贤才。
道家无为而治
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含义,自从《道德经》问世以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现摘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罗列如下:
1、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及黄老道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等说法中得到证明。
2、不干预,冷眼旁观。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即使出现贫富差距,也像天降甘露一样,会“不平自均”,所以圣人应仿效天道,“致虚极,守静笃”、冷眼旁观,“以百姓为刍狗”,冷酷无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要干涉万民事务。庄子进一步指出,大道复杂多变,很难认识清楚,所以不干预是最好的治国方法。《黄老帛书》中有一段对话,说高阳问力黑:“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覆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可见黄老道家也主张冷眼旁观不干预,不过道家的冷眼不是真的冷酷无情,而是冷眼热心。不然也就不会有道家治世的著作问世了。
3、为无为。这是老子自己的说法,根据他的“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说法,并联系到现实政治,所谓的“为无为”,就是通过宽刑简政因俗简礼等手段,不断对公权力进行自我约束,最后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4、上有为而下无为。这是道家和法家共有的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分权思想。这可以从老子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庄子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黄老道家和法家则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等说法中得到证明。。
5、有所为有所无不为。比如魏晋学者郭象点评庄子时认为“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上有为于臣,”而无为于具体事务。
6、案法而治。这是黄老道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张。比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黄老帛书也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7、无违。这一观点出自论语32,表示无论孝敬亲人还是治国,都不要违反常规和事理,这才是无为而治。后来许多人以儒解道,认为“无为”就是“无违”,“无为而治”就是在不违背客观规律和自然天性的情况下,达到天下大治。
8、顺其自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而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而然,所以人类应该仿效大道,顺其自然。故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老道家也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所谓因循就是因循万物天性,即自然而然的状态,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严君平说:"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卷八》)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总之,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策略和手段,最终目的是无不为,和儒家有所不同。
相关评述
1.老子的说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
2.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4.庄子和韩非的观点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5.黄老道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说: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6.黄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7.司马迁的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8.郭象的观点是:无为有为是相对而言的,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上有为于臣,而无为于具体事务。
9.李贽的观点;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10.傅山的观点:市井贱夫平治天下
11.严复的观点: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有也,故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12.胡适的观点: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3 应用范围
治国之道
无为而治本来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企业管理
无为而治用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管理者从琐事中跳出来,主要抓好企业发展战略和识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体的研发、技术、生产、销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员工和下属来做。
教育应用
无为而治用在教育领域,要求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赖孩子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去学习、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破坏,哪怕他会失败会犯错误也不要紧,因为他会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老师和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必要条件,并做必要的辅助工作。
4 历史实践 编辑
舜无为而治
古诗,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当时中原到处是洪水,以前尧派鲧去治理洪水,9年後失败了,舜就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果然不负众望,13年後平息了洪水。舜和尧一样,对老百姓很宽厚,多采用象征性的惩罚,犯了该割掉鼻子罪的人,让穿上赫色衣服来代替;应该砍头的人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为了让老百姓懂得乐舞,舜派夔到各地去传播音乐。有人担心夔一个人不能担当重任,舜说:“音乐之本,贵在能和。像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一个就足够了。”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孔子赞叹道:“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而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3]
西汉初年实例
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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