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2016-09-20 14:00:41栏目：时政日记 1.14 万 21 490 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经济学不是一般鼠目寸光的人所能涉及到的领域，它具有宏观性、全局性，一般老百姓不具备掌握国家第一手数据资料的来源，所以还是谦虚地多听听经济学方面专家学者们的看法为好。昨天，看到几篇有关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的文章之后，感受到很有针对性、时代性，让人顿时觉得犹如自己坐到人民大会堂里，聆听到国家发展远景，俯视千军万马之势。中国政治空气最缺少的就是这样针锋相对的公开争论，民众很难知道与此有关的国家大政策方面的不同之处，多年来一面倒的宣传教育政策，让我们过着食古不化、稀里糊塗、浑浑颠颠的日子。 通过比较，张维迎与林毅夫二位高级教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有血有肉的列举了一系列的事例，来论证产业政策违背自由经济市场的客观规律，让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之感；而后者，却是干巴巴的只是一味强调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必要性、绝对性，让人只感觉到空洞无物、手脚被束缚，与整个世界脱节之感。 张维迎教授用了以下事例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以论证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举例2009年政府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 他列举“创新不可预见性”的例子更多，更有说服力，以此论证所有重要的创新，需要的是大批成功的新企业，最重要的是需要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包括技术官僚）： “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浊！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好在最后碰到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腾讯的成功可曾被预计到？” 以论证政府的产业政策就是一埸埸盲目的豪赌，他们不搞砸绝不罢手： “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 “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张维迎教授的最后结论是：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 而林毅夫反驳的不是针对上述一个个论点，而是自作自画的强加一些结论，并且举不出实际的例子说服人，只有空泛的说全世界都如此。居然文字写的比张维迎还要长，让人读起来十分陈腐，一点可信度也没有。 他武断的首先下结论“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但又举不出实例；一切都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来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离开政府作用，企业将没有方向，没有勇气、效率，没有资金匹配，没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等等。然后就迫不急待的转为歌颂政府业绩上（不歌颂他就活不了）： “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4%，在新常态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三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基地生产供应世界各地的市场。” “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到2014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我国作为中等偏上国家，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后一半讲的几乎都是政府倡导外企进入，而鼓励国企业走出国门，好象没有政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一样。 反驳别人的论点，最愚蠢的做法是吹捧自己。歌颂成绩不是不可以，但是夸大了成绩反倒让人不可信，一味的吹捧自己更没有说服力。“改革开放”四个字重在于“开放”，放开了就是改革，改革就是为了放开。8、90年代农村土地放开给农民个体垦种，经济马上就激活了，城里人再也不要用粮油证到粮站购买了。我有一个徒弟谈到他农村的父亲活得很潇洒，他父亲专门负责乡里的民兵武装工作，人民公社撤销后，每天无事可做，上午泡上一杯茶拎着，悠闲地晃到村里一户农民家聊天喝酒，这是各村的农民“排队”约好的，各家轮流招待干部喝酒吃饭，他父亲说这是在联系群众，不去反而不高兴，说架子大。 此时，城里的各种工业局没有钢材计划可审批，他们只管基层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人事任免。平时局干部们也是无所事事，常常晃到基层“视察”，免不了又是喝酒吃饭。遇到审查基层企业开发新项目，更是抖得屁眼门发烧。地方政府越是抓权不放的地方，当地企业越是滞后于市场。改制后，逼上梁山的民营企业更是让局干部们成为多余之物，天知道要他们审批什么？ 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后，见到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确实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政府产业政策管的范围越多，养活的公务员队伍越庞大，税收就越庞杂，企业成本越高。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 2016.9.20